那么，时效又是否为保护第三人信赖的制度呢？
在论及时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功能时，一般以取得时效为分析对象。而事实上，取得时效与善意第三人保护完全异质：第一，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制度仅仅保护第三人，不会为保护第三人而延伸保护当事人，但在取得时效，法律不仅保护了信赖占有人权利外观的第三人，而且也直接保护占有人。甚至在没有第三人出现的情况下，占有人依然可因时效完成而取得所有权。第二，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制度要求第三人善意甚至无过失，但在取得时效，却全然不要求第三人具备这些要件。第三，若取得时效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制度，则其原则上不应受第三人信赖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事实上，与善意第三人毫无关联的事实和行为，常对第三人的保护发生影响。例如所有人提出请求、占有人承认等可导致时效的中断，该中断亦对第三人发生效力。第四，善意第三人无须通过取得时效制度进行保护。若第三人善意无过失地信赖了占有人的权利外观，其可援用善意取得制度，即时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无须等待占有人时效期间的完成。因此，通过取得时效保护第三人，既不具有合理性，也欠缺应有的及时性。
消灭时效与善意第三人保护之勾连远不如取得时效那样直接。尽管如此，也有学者指出：“消灭时效所保护者，系第三人由债权不被请求这样一种状态持续所产生之期待。”{11}日本学者内池庆四郎指出，连带债务人、保证人、连带保证人、物上保证人、抵押不动产的第三取得人、其他债权人均属此等第三人之列{5}7。笔者认为，对这些情况仍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一，就罹于消灭时效的债权的保证人和物上保证人而言，本是对有效债务提供担保，而非信赖债权消灭提供担保，故不存在通过时效保护这些第三人之问题，对这些人充其量发生能否援用消灭时效完成的问题。第二，就抵押不动产的第三取得人而言，在抵押登记存续的情况下，虽其也可能相信债权消灭（进而抵押权消灭），并基于该信赖取得不动产。但在抵押登记尚存时相信抵押权消灭是有问题的，且即便存在此等信赖，通常的做法是在卖主涂销抵押登记后，以不考虑抵押权的价格买人。故直接取得附有抵押登记的不动产是不值得保护的，时效在此点上不成为问题。第三，债务人虽负担其他债务，但相信该债务已因时效完成而消灭，认为债务人具有充分财力，不至于追究自身责任，而成为以后债务的担保人时，就这些担保人而言，只要对债务人稍作调查就可了解相当情况，结果受债务人欺骗，在与债权人的关系上，其应否受保护大有疑问。与此同理，相信此前债务消灭而向债务人供与信用的新债权人，由于其供与信用时本应充分调查债务人的资力，其疏于此种调查，自应蒙受不利后果，通过消灭时效消灭此前的债务以保护后来的债权人，显然缺乏正当性{12}。
（三）时效的价值目标为社会效率？
将模糊的“公益”归结于社会效率，并以此对“权利消减”的时效构成为理论上的解明，正为越来越多的民法学者所尝试。有学者指出，时效为实现民法效率价值的最主要制度，其“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减少财富积压和浪费，加速经济流转，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3}203。即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可导致“更多的合法交易活动”，时效完成后义务人取得相应的利益亦能“充分发挥资产利用效率”，惟有长期不行使权利且无时效规制才导致“资源闲置和浪费”，该逻辑在法律上真能成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