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应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客观需要而产生。从社会上预防和减少犯罪，是犯罪学学科的直接任务。它是犯罪学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确定犯罪学理论框架、研究对象和评价各种理论的根本标准。犯罪学存在的各种问题，几乎都与学科任务不明确或不正确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其中，影响学科成熟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混淆了刑法学与犯罪学的学科任务，把刑法学的犯罪概念、理论方法等，直接移到犯罪学之中，作为犯罪学的犯罪概念和理论方法。
刑法学也承担预防和减少犯罪的任务，但这只是它的间接任务，而不是它的直接任务。准确地说，刑法学是通过实现准确认定犯罪和适用刑罚，即准确地定罪和量刑这个直接任务来间接地实现上述任务。刑法学的直接任务是准确定罪量刑，直接服务的部门是司法机关，犯罪学的直接任务是从社会整体上预防和减少犯罪，直接服务的部门是政府（社会）。刑法学和犯罪学的直接任务，只有在刑事立法那里才可能有一定的交叉。它们的直接任务和服务的部门是不同的，所以，虽然刑法学和犯罪学都研究犯罪，而犯罪的概念和理论方法，则应有明确区别。如果它们所研究对象的概念及理论方法没有不同，就会混淆两个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及学科界限，在客观上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学科之间的互相否定。因此，刑法学的犯罪概念，应当严格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内。这是罪行法定原则所决定的。而犯罪学不能直接利用刑法学的犯罪概念，它必须站在刑事立法之前，运用非刑法的，即社会的眼光确定犯罪概念，否则就无法实现它的学科任务，所以，犯罪学的犯罪定义，就不必完全象刑法学那样，有”违反刑法“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限定。
为实现学科的直接任务，刑法学所研究的犯罪，应当是与准确定罪量刑有关的犯罪的直接原因，即犯罪人的犯罪意识、心理是什么，而犯罪学则应当研究与预防和减少犯罪有关的犯罪人的犯罪意识、心理是怎样形成的，即犯罪直接原因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这就要到社会生活中去寻找，这不仅因为犯罪直接原因的原因存在于社会，而且，因为对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来说，只有寻找到犯罪的社会方面原因，才有实际操作可能性，这种研究也才有意义。否则，只寻找犯罪个人方面原因，这虽然也有其特殊的意义，对犯罪学理论建设同样不可缺少，但是，无论是个人生理还是心理方面的原因，有关的针对性预防措施，从政府和社会角度看，都缺少可操作性，这种研究的实际意义也就相当有限。因此从犯罪学研究的目的来看，这方面的研究，只是为了达到研究犯罪社会方面原因和根源的手段，而不是它研究的重点和目的。对学科任务的实现，意义不大。所以，犯罪学研究的犯罪原因，应当主要是造成犯罪人犯罪意识、心理的、社会方面的原因。然而，以往有些犯罪学研究对此并不明确，把犯罪学研究的重点，放到支配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直接原因上，即放到犯罪人的犯罪心理和意识等方面。这不仅影响犯罪学学科任务的实现，削弱或损害犯罪学学科的理论地位和价值，而且造成犯罪学与刑法学学科界限不明。所以，只有明确学科任务，才能把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地位、理论内容和方法等，严格区别开来，才能使学科得到不断完善，真正实现各自的学科价值。不然，背离或混淆学科任务，离开社会背景，犯罪学就不可能成熟起来。犯罪学必须以它的学科直接任务来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
（四）定义犯罪概念问题。
如何定义犯罪，涉及从哪个层次和角度研究犯罪，对犯罪学学科建设至关重要。为了不同的目的，可以对犯罪在不同层次，或同一层次的不同角度上进行研究。在犯罪不同层次上进行研究的学科，应当有不同的犯罪定义，或者在内涵上不同，或者在外延上不同，或二者都不同，否则就会影响理论和学科的发展。
刑法学产生时间并不比犯罪学长得多，却比犯罪学成熟得多，这与刑法学有恰当的犯罪概念分不开。罪行法定原则是近代刑法学产生的理论基础。为了实现罪行法定原则，依法准确定罪量刑，刑法学把犯罪内涵定义为危害性、违法性、当罚性三个属性，外延定义为“行为”。刑罚由个人承担，所以这里的行为虽然属于“个人行为”。三个内涵，明确而严格，运用其分析犯罪构成，方便、适用，“个人行为”的外延，不仅使刑罚的实际运用显得合情、合理、合法，而且简便、易行。刑法学的犯罪定义，为顺利实现自己的学科任务，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