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知县对婚姻讼案之审断
晚清四川南部县档案与《樊山政书》的互考
赵娓妮
【摘要】本文以现存清代南部县正堂诉讼档案为基础，以涉及婚姻关系的案件为主要研究范围，以晚清四川南部县为例，试图对晚清四川知县的诉讼断案基本依据做一探究。文章并结合樊增祥著《樊山政书》中所关涉案件，对本文所涉及的清代南部县讼案的审断标准做一对比和界说。文章重点考察了诉讼断案中两种主要的依据——“律例”与“情理”在知县审断案件中的运用以及二者作为断案依据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大清律例》；《樊山政书》；律例；情理；婚姻
【全文】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门共包括十七类涉及婚姻关系的违律行为，“典卖妻妾”属于其中之一。我们在清代四川南部县档案中发现，在有关婚姻关系的诉讼中涉及“典卖妻妾”的诉讼时有所见。除此之外，案卷中亦有涉及“犯奸”及“诱拐”的案件。本文拟着重研究与婚姻关系密切相关的讼案，就此，对清代四川州县的审断作一考察。
虽然本文拟考察的几类行为均直接涉及婚姻关系，但“典卖妻妾”被归入律例“户律”的“婚姻”门，“亲属相奸”被归入“刑律”的“犯奸”门，“诱拐”则被归入“刑律”的“贼盗”门。如以通常采用的州县处刑标准来划分，“典卖妻妾”依律处“笞、杖”，属于州县“自理词讼”，传统上呼为“细事”；“亲属相奸”和“诱拐”依律处“杖、徒”，常常统称“奸拐”，与“细事”案件相对，属“重情”。
由于“买休卖休”、“犯奸”和“诱拐”均为律例所禁止并规定了相应的处罚，因此，本文将首先结合《大清律例》中对这几类行为的认定与处罚，就几类案件在晚清四川南部县的审断情况作一初步的考察。
一、“细故”案件——“买休卖休”[1]
妻妾的典买典卖，因妇女事实上处于“被典卖”的地步，买卖的整个过程多少令人伤感，而且，妇女的改嫁亦意味着名节的损失，因此，在未触及具体的案例前，通常会认为，被典卖的妻子是极被动或极不情愿的。但事实上，由妻妾自行提出，或选择以“私逃”等方式离开丈夫的实在并不少见。为此，在这类卖妻的文约上往往会有几句套语，诸如“今因家贫，难以顾活，……愿解网放鱼、开笼放雀”等等。至少，由字面看，这“网中鱼”、“笼中雀”是并非不乐意被“解放”的，故而文约也往往写明“经夫妻二人商议”等语。
依照习俗，一桩妻妾买卖的成交，必须邀集媒证并写立“文约”。买卖双方需在文约上摁上手印，[2]过交完“财礼”之后，买休者将买卖的“标的”——妇人领走，买卖即告成交。这些基本程序与普通买卖基本一致，每一个参与买卖的人均需遵守。但“买休卖休”与普通的买卖显然有着很大的分别，即：“买休卖休”为《大清律例》所严厉禁止。《大清律例·刑律》“犯奸”门“纵容妻妾犯奸”一条规定：
“若用才买休、卖休（因而）和（同）娶人妻者，本夫、本妇及买休人，各杖一百；妇人离异归宗，财礼人官。若买休人与妇人用计逼勒本夫休弃，其夫别无卖休之情者，不坐；买休人及本妇，买休人及本妇，各杖六十，徒一年；妇人余罪收赎，给付本夫，从其嫁卖。妾，减一等，媒合人各减犯人（买休及逼勒卖休）罪一等（其因奸不陈告，而嫁卖与奸夫者，本夫杖一百，奸夫、奸妇各尽本法）。”[3]
因此，卖休者与明知故买的买休者依律均应处“杖一百”的刑罚，被买卖的妇女应交回娘族管束，其两次“婚姻”均告解除，过交的“财礼”并处“没官”；即使不知为他人“生妻”而买妻者，其“婚姻”也不能成立，但可将过交的财礼追回。
从案卷所表现的州县对这类案件的理处来看，上述《大清律例》的规定却显得有些“游移”。
案例一
有乡民胡自亭之子宝俊娶妻赵氏，已经三年，但这对年轻的夫妇相处并不和谐。胡家因此欲托媒将赵氏卖与杨天伸为妻，对于此事，赵氏本人也表示同意。双方书立婚约，凭媒接人，胡自亭得卖价六串，媒证三人得钱四串。依照族谱，当地赵、杨两姓为异姓同宗，按族规不得为婚。为使买卖成交，胡家假称赵氏姓黄，意图蒙混买妻的杨家。但赵姓族人获知后不依，以这桩婚姻有违族规为由，要求胡姓父子“耽约集理”。胡姓父子并不遵理，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来案控赵姓族人将其“押店滥食口岸”，[4]意图敲诈。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廿一日签票差唤被告、干证十人。三月初一日，经堂讯，县主断：“姑无论赵、杨同族为婚，不合于礼，买休卖休已大干例禁”，并特别指出：“川北此风甚盛，非大加惩创不可”。县主决意“大加惩创”的判决为：将“卖休”的胡姓父子，“买休”的杨天伸，及媒证“均予重责”。[5]断令赵氏既经出卖，“则恩义已绝，自无再回胡家之理。而杨天伸亦无应取之义”，令赵氏随母回家，“听凭另行嫁卖”。
但在财礼的处理上，知县并没依照律例。他考虑到赵氏与杨天伸离异后，如暂时不能再嫁，则生计会有困难，断令胡姓父子将所收财礼钱共十串缴出，“即给赵氏，以作用度”。[6]
案例二
敬长桥与妻子何氏不相和睦，且生计艰难。光绪三十二年，何氏不告知丈夫敬长桥，独自外出佣工。三十三年二月四日，敬长桥在何氏的雇主米家将妻子寻获，与米万金及其家人发生口角，当下知晓保正。经理明，敬长桥甘愿“卖休”，随即凭媒书立文约，将妻子嫁卖给米万金为妻，得财礼钱二十串。但几天后，敬长桥却来案具控米万金“暗拐”何氏“霸奸”，为逼娶何氏，米家将其“关禁空楼”，勒逼他写立卖妻文约，卖妻财礼钱二十串由米万金“作开火耗尽净”，并未给付，以致现在自己人财两空。米万金则在诉状中称，敬长桥实因得财礼后，继而需索不成，才来案捏词具控。
案经唤讯，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廿九日，知县堂断：“敬长桥之妻何氏背夫逃走年余，今春敬长桥与其叔均连在何氏雇主米朝刚家寻获，敬福三（按为敬长桥亲族）等不愿承领，串卖与朝刚之侄米万金为妻，得财礼钱二十千文，已经成婚。事因需索不遂，捏词妄控，情殊逞刁，照例本应离异，财礼人官。姑念长桥等贫困，无力退还，且不能养妻，另发官媒，又至失节，[7]有所不忍。从权仍断米万金领妻约束。长桥等卖妻复搕捏控，与均连、福三各予责惩。各结完案。”[8]
县主在判词中首先提到律例对买休卖休的相关规定，即“照例本应离异，财礼入官”，大约何氏已无娘家人，或者其娘族不愿承领，照律应由官媒嫁卖。但是，他最终放弃了照律裁断，考虑到：“敬长桥等贫困，无力退还（已收财礼），且不能养妻”；对于何氏，如断离异，将其“另发官媒，又致失节”，因而“有所不忍”。在经过多方权衡后，县主判：何氏由米万金领回。但对敬长桥等“需索不遂”而捏词妄控，仍觉“情殊逞刁”，因此判令将其予以“责惩”。两造最终具结了案。正如产业买卖之后，卖业一方常常借故需索不成，继而捏告而获惩的情形一样，[9]本案中“买休卖休”的“卖后图搕”一方，被予以惩治。
案例三
杜春林之女杜氏嫁与赵良玉。因丈夫赵良玉“素不务正”，以致“家业凋零”。杜氏的生活实际由杜氏父亲杜春林供养。光绪三十四年八、九月间，杜氏被嫁卖给李国太为妻。赵姓族人闻讯，因怀疑杜氏被其父亲嫁卖得钱，邀集保正等人集场理明。杜春林称赵姓族人“押搕不已”，前来控告。[10]宣统元年二月十九日初讯时，因杜春林与赵良玉各执一词，互指杜氏被对方嫁卖，缺乏嫁卖杜氏的婚书这一主要证据，讯问不能继续。堂断：“今日供词仍系互相狡赖，自非传李崇春及其子（买休者）并赵杜氏到案质讯、调验婚书，不能折断”。十多天后，又开覆讯。
宣统元年闰二月廿九日复讯。通过调验婚书，杜氏确系由其夫赵良玉自己卖与李国太：婚书为赵良玉自行书写，通过查验，婚书上“手足印花”也已然相合。经当堂“责惩”，赵良玉承认其自行嫁卖妻子，并收取李国太过交财礼钱“二十二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