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后杜先模随即于二月廿四日控案。
此案中，王子建系拐卖真凶，本已被唤讯来案。但因当时案证未齐，王子建被交给其在县城开裁缝铺的亲戚梅应纪“暂保”（梅应纪同时也是杜先模的媒人）。但开案前梅应纪“竟纵之使逃”，致使王子建逍遥法外。堂讯中，梅应纪因做媒嫁卖有夫之妇并纵放王子建，被断令责惩，但由梅应纪之子绍清“当堂替伊父受刑”。
二月廿七日，案经讯明，首先判定杜先模：“所取何氏系彭修际之妻，虽当接取之时系由王子建之手，然不访明来历，竟敢取有夫之妇，实属胆妄，本应责惩，既称愿赔彭修际讼费，姑从宽限三日内缴钱十千文给彭修际具领”。后来，在押的杜先模并没有赔偿判令给付彭修际的讼费十千文，终被“重责开释”。
此外，县主对于梅应纪也作出了处罚。堂谕判道：
“杜先模所取（娶）何氏若无梅应纪串同为媒，则尚不至成婚。梅应纪与王子建系属至戚，断无不知何氏来历之事。即如此次王子建业已传到，因案证未齐，交伊暂保，而竟纵之使逃。王子建固系畏究其拐带之罪，而梅应纪从中之串合更属显而易见……。此案虽系王子建为罪魁，然梅应纪之罪亦浮于杜先模，着即从重罚充苦工半年示儆，限满察看开释。如能将王子建交案，应准酌减”。最终，梅应纪儿子梅绍清获准代其父罚作苦工。[30]
由上述两类例案视之，无论对事属“细事”的“买休卖休”，或者对于在传统上视为“重情”的奸拐罪行的审断，两类案件不仅在审断和处罚的方法和原则上不存在大的分别，且有一共同的特点，即：州县对两类案件的审断均未严格比照《大清律例》。
县主对讼案的理处果然如此的话，则面临一些问题：如果知县判案不受律例的严格制约，那么，知县审案所关注的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一个可寻的判案标准或依据？又或者，四川南部知县的断案特点并不体现当时知县判案的普遍特征？
由于知县对案件的断决，往往就事论事，在堂谕或判词中，除使用一些套语，如“不合于例”，“大干法纪”等等，通常并不十分详论判案的缘由。由于清代布政使掌握对州、县、府、道词讼的批驳权，因此，其对所批驳之案，则会指出原问的不合或不足之处。而其加以赞许之断，则表明该原断把握住了知县断案的要害。
在清代樊增祥著《樊山政书》[31]所收录的批词、判词以及回禀中，有为数不少的内容涉及讼案的判断原则问题。其中，就有“买休卖休”及“奸拐”的案件。不难发现，樊增祥对于州县的断案，尤其强调“人情”、“公道”或“天理”，其所批驳之案均不足于此。即使州县断案并不违例（即律例），但只要所断或蔽于“人情”，或有悖“公理”，或“是非”不明，则被视为谬断，判官因此可能获参、获革或受到批饬。而讼案的不愧“正断”，则并非主要缘自判官对律例的严守。
光绪三十一年前后，时为“藩台”的樊增祥在阅《秦报》所刊登的“疑窃看语”后，指出了原案问断的不合。[32]此案韩德元卖妻舒氏，后“又买孀妇岳氏货之”（即买卖人口），共获价三百串之多。李添成也当参与其事。[33]事因韩德元的房东李添成扣收韩的赌帐起争，致讼到官。不料李添成将买卖舒氏与岳氏的前事供出，李令判：将德元、添成拟杖一百、徒三年。而对岳氏和舒氏，则判：岳氏、舒氏应离异归宗，财礼追还，娶主免议。对此，樊增祥认为，对韩、李二人，李令拟判“是矣”。但对所判岳氏和舒氏则“于例虽合，而于情未安也”，意即虽合于律例，却出于情理。理由是，韩德元夫妇“由皖至豫”，韩显因流落而卖休；而岳氏原本襄阳“■孀”，被“流转贩卖”。岳、舒两人若照例与娶主离异，则岳氏本为无夫之人，而舒氏“虽有夫而实无夫”，“若各还原籍（即归宗），不知其母家有人与否？”，况且，娶主各以“百数十千买人，其如意可知，两妇得所亦可知。”[34]因此，“与其断离而仍无所归，何如断归后夫，俾各得其所之为愈也”。最后并特别告诫“同寅”，以后若遇此类案件，不应“墨守”律例有关“买休卖休”中被卖之人与娶主离异，并归宗一条。[35]
樊增祥于案中言明，断案不必“尽拘成例”。以此案而论，若“墨守”成法，则“于例虽合，而于情未安”，虽合律例，却不合情，所断遂出“情理”之外。[36]
此外，在涉及婚姻关系的案件中，是否致使妇女“失节”，是断案“合”与“不合”的一明显关节点。
樊增祥认为：“大凡判断婚姻案件，以保全妇女之节为主。”他劝州县断案需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世称州县官为民之父母。世间有女者，愿其从一而终乎？亦一嫁而再嫁乎？”[37]
有一县案：石氏许陈姓为婚，未及过门，陈姓全家搬往他处，七、八年间，音讯断绝。石家将女改字葛成松为妻，逾年生子。但陈姓忽然回乡，欲续前订，遂肇讼端。对此，樊增祥首先指出：“查两家争娶，准先聘者得妻，诚有此例”，意指律有明文。随即又指出：“然夫在外，三年不归，并无音问，女年已长，准其父兄另行择配，亦定例也”。因此认为，陈姓父子“七年无耗，石氏别嫁自是天理、人情。”更何况，石氏已“于归一年，生子数月”，石家只应还陈姓从前过交财礼，“岂能折现在之夫妻？”但理断此案的…阳知县刘庚年却将石氏断归陈姓，幼子留于葛姓，致使石氏母子“顷刻分离”。对此，樊增祥力叱刘令：“背谬糊涂”，“不仁不义”，如此断法，“天理安存”？虽然案经商州牧“酌理准情、平反冤谳”，但“子虽不离阿母之手，妻已往来两姓之间，失节败名，谁职其咎？果有天道，庚年其不免乎？”最终，谬断此案的刘令“本应撤任示警，从宽详记三大过，聊示薄惩”，[38]但由于该令刘庚年“初入仕途”，幕友大概也不得力，致使其所断违背律例。值得注意的是，藩台批驳刘令所详并非责其不通律例，倒是深怪其断法“不仁不义”，不能“准情酌理”，使人“失节败名”从而背谬“天理”。
如果说上案知县所断于律例无凭，于天理、人情相悖的话，下一案的原断则并不违律例。此案中，女家将一女两聘，先许宁姓，后又将女别嫁。原聘宁姓不依，几家致讼。原断将有孕之女断归原配。樊增祥批道：“夫一女两聘，咎在其母、不在其翁。既已于归，只可断还礼银，不可使一女蒙二夫之耻。黄委员（即断案的谳局委员）读书明理，岂可如此糊涂。”所谓“明理”，自然是圣贤所教导“节孝”的至理。因此，樊增祥认为，如果该案案情属实，为免该女“蒙二夫之耻”以维“天理”，则不能将此女再断归本夫——即使这样断法与律例不合，[39]却方为正断。[40]
可见，此类讼案只要所断款洽“情理”——正如樊增祥所言：“大凡判断婚姻案件，以保全妇女之节为主”，“保全名节”便是这类案件中至大的“情理”，为此，即便所断与律例相违也是无妨（针对本文所讨论的涉及婚姻关系的讼案而言），这恐怕正是在此类讼案的理处中，知县的断案时常“游移”于律例之外的最“正当”理由。
《政书》的“卷七”，有“札十二府州”一案。[41]该案闵福成控称，光绪二十六年，陈世德以十二串卖妻朱氏于闵福成，已经四年，现生有一女。而本夫陈世德突于四年以后控领荒年已弃之妻。案经前后两任知县审断。前任刘令断：“陈世德荒年则弃妻，年丰则又索要，殊属不合”，但又断令：前夫陈世德既愿要人，应缴出朱氏的养赡钱十五串方可领人。案未了结，及后任舒令到县，闵福成夫妇先后复控到案。经复讯，朱氏“不愿归陈世德，尤恋其新生之女，而草滩、仓正等亦代为鸣不平”。舒令仍断：“睢系本夫，自应断归领度。饬房查算朱氏四年食用若干，令世德交钱。旋据算明，应交钱一百十三串”，尽管朱氏坚称不愿回归陈世德，仓正等人也“极言前夫（世德）可恶”，但舒令仍断陈世德缴钱领妻。
此案中，刘、舒两令将朱氏与闵福成断离，于律例的“知而典娶者，各与同罪，并离异”[42]一条相合，应当说不为无据。但本夫陈世德“不感其力庇本夫之情”，反因舒令判其缴钱一百十三串而上控到府。府批骤减钱六十三串，只令世德交钱五十串领妻。[43]然而这最终激成闵福成夫妇上控到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