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律例，“亲属相奸”正犯所定处罚为：奸夫、奸妇“杖一百，徒三年”。而四案中，实际无一例获此处罚。律例对“略人略卖人”正犯的处罚为：“杖一百、徒三年。”对“和诱”的被诱者，则“减一等，（仍改正给亲。）”上述三案中，前两案的处刑均轻于此。第三案正犯未获，无从究其处刑轻重情形。[54]
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案件中，知县的判词有一比较一致的行文方式：“本应（例应）……，故念（从宽）……”实际上“买休卖休”的判词中亦可见类似“本应……姑念（从宽）……”这样的表达。
可见，上述几类违律行为的处断，在事实上轻于律例，即“从宽”的现象的确是该类案件审断的又一特征。并且，“从宽”看来是知县断案的一种可以公开表达的方式（此事大可分析，拟另文讨论）。“从宽”是相对于律例而言，意味着实际处罚的轻缓。而知县断案的“从宽”，又往往是其推究“情理”的结果。由此，极易生出一个印象，即：讲求“情理”，则必然使得讼案的处断“从宽”。但这个结论却尚难立得住脚。原因是，事实上，对“情理”的讲求也可能使得处罚加剧（与律例相对）。
在本文上述《政书》“卷七”的“批咸宁县民闵福成呈词”一案中，樊增祥对陈世德的改判意见与律例的规定相比，处刑就更重：“……即仰咸宁帮审委员张直牧覆集全案人证，将陈士德重责百板、枷号十日，以治其弃妻于前、图讹于后、昧良上控之罪，交案之五十串钱当堂掷还，并令出具恩义早绝、永不索妻甘结存卷，枷满取保释放。朱氏仍归闵福成为妻，俾幼女无失怙恃。”[55]
这里所谓“弃妻于前、图讹于后、昧良上控之罪”，显然不是律例所定之“罪”，而是非法律意义上的“罪”，属于“恶行”之类。但是，尽管陈世德所为依律并不至构成犯罪，他依然受到严惩：“重责百板、枷号十日”。
在另一“通奸”案中，生员李仰莲与其师母杜张氏通奸，张氏之夫的胞侄杜某于奸所将二人“登时获奸”，交华州惩办。到案以后，唐牧将李仰莲予以“责惩”。唐牧去任后，仰莲“尤不知惧，但交房价、不返土田，以致二次控案”，后任概因前断有不妥，将案情具详到司，并请将李仰莲斥革惩办。对唐前牧所断，樊增祥大为光火，其忿疾之情溢于笔端，批道：“民生有三事之如一，以学生而奸业师之妻烝淫何异？”杜某捉奸，“既于奸所登时捉获，何不将李仰莲一刀杀却以快人意？”[56]而到案以后，“唐前牧眼见师母、学生赤身绑缚如牺牲之陈于庭，凡有血气，能不发冲？乃尤念其为秀才也，仅予责惩；抑且听其为秀才也，弗予详革？但令仰莲将诓当之地赎回，诓卖之房价交出了事。[57]而于人神共愤之奸情直以轻轻一责了之”。为此，樊增祥怒斥：“惟原告与原问官均属脓包无用。”
樊增祥批令：将李仰莲“准即如详革去衣顶”；至于惩办，则以为“惟有立毙杖下之一法最痛快，亦最允当”，无奈“现值部议‘恤刑’[58]”，“姑贷其命”。但李仰莲活罪难逃，被批“将该狗彘重笞一千板，锁系[59]十五年，以为渎伦纵欲、行同禽兽者戒”。原问官唐前牧被予以斥革。但若照上引律例“犯奸”一条，李仰莲“和奸”之罪至多处“杖九十”。因而，若与律例相较，“锁系十五年”的处罚的确相当重。樊增祥所以将其处以如此重刑，在于李仰莲全然无视师道尊严——“以学生而奸业师之妻与燕淫何异？”如不严惩，则“士习民风几何不沦于黑风鬼国也？”[60]而律例所订的处罚看来与李仰莲之“罪”远不相当，也远不利于扭转风气。
在上述两案中，所断处罚可以说均无律例的依据，上文已言明，陈世德之“罪”系属无赖行径，并非触犯律例之“罪”。若以今日“罪刑法定”的原理而论，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不应罚。但在判官的眼里，显然不是这样。涉讼之人所为恶行，尽管律例或无所订，但殊出“情理”。既然为“情理”所不容，不罚则所断必不明于“是非”（关于“是非”的讨论见详下文）；对李仰莲的处罚于律例虽已有明文，但其所为实在太悖“情理”——“以学生而奸业师之妻”，其“罪行”（非仅仅律例意义上的）如仅比照律例处罚，则太轻，在判官来看则罚不抵“罪”（即今日所言“罪刑不相适应”）。
因此，以“情理”断案并不绝对意味着处刑的轻缓，两者并无必然的联系。依据“情理”断案，也可能使得处刑远重于律例。换言之，在衡量罪刑轻重的问题上，除律例之外，“情理”确是一个频繁发生作用的标准，并且实际的情况是，因“情理”这一标准的存在，律例的标准有时可能被弱化，或被改变，甚至实际上被取消。
上引南部县案件的理断也许在“情理”的运用特点上不如上述《政书》两案突出，但仍体现出了与上述审断情形基本一致的特征。
南部县档案的“买休卖休”部分第二案，此案启衅是由于敬长桥和他的亲戚企图“卖后复搕”，“事因需索不遂”，从而“捏词妄控”。其所为显然违“情”背“理”，因为敬长桥的行为亦属无赖行径，尽管依律并不为罪，仍被断令将敬长桥等予以“责惩”——不为其违律“卖休”，只责其不该“卖后复搕”。
诱拐第三案中，县主的堂断耐人寻味。县主认为，该案虽然王子建为“罪魁”，因其逃案无获，尚不能追究。而梅应纪与王子建“系属至戚，断无不知何氏来历之事”，仍“串同”王子建为杜先模“买休”做媒，并且在将王子建“交伊暂保”期间，“而竞纵之使逃”，因此，县主认为，“此案虽系王子建为罪魁”，但梅应纪之“罪”“亦浮于杜先模”。事实上，县主所说梅应纪的所谓“罪”——串同王子建为其“卖休”做媒，以及在为王子建担保期间“纵之使逃”。但此两项所谓“罪”显然不是依据律例，无论是为“买休卖休”做媒还是致使被保之人逃跑（实际上“纵之使逃”也只是县主的推定），在律例上并无此两项罪。因此，梅应纪之所谓“罪”，也只能是依“情理”而论的了。并且，依“情理”而论有“罪”的梅应纪之“罪”更重于依律例而有“买休”之罪的杜先模。所以，梅应纪被罚作苦工半年，而杜先模被罚交讼费（其最后所以被“重责开释”是因其违断不交讼费）。
除此之外，以下两案虽然从总体上而言，处刑均不脱离“姑念……从宽……”的大致情形，但类似的“罪行”，因违逆“情理”的程度不同，所给予的处罚也就轻重判然。
在“犯奸”一节的第三案中：因敬氏“不守妇道”，将其掌责。此外，媒人张庭福、刘德辂不应说娶同服生妻，判令杖责枷号。此案中，张应贵与张心原系堂兄弟，服制上为大功亲，张应贵与堂弟之妻通奸，并“先奸后娶”，被处刑“杖责枷号”；对“不守妇道”的敬氏，除将其“交保嫁卖”外，予以掌责。前已详论，该案的处理与律例相对而言，处刑轻；而媒人张庭福、刘德辂被“判令杖责枷号”，处刑原因是：“不应说娶同服生妻”，这亦是依据“情理”而非依据律例。换言之，依律并无处罚之条的行为，仍依“情理”予以惩处。
在“诱拐”一节的第一案中，唐焕章、张炳林将人拐带，串同差役王炳将拐带之人嫁卖得钱。同为拐带之罪，但显然王炳的差役身份是使其受到比其他两人更重处罚的原因。县主在判词中首先强调：“王炳身充差役，竟敢……”，因此被“先予重责”，并被收押外监，后又再罚作苦工两个月。同样是拐带之罪，但身为差役而知法犯法，使得王炳所为比唐、张二人所为（即以一常人犯“拐带”）更出“情理”之外，这是他受罚更重的原因。
如此看来，是否为“罪”、是否处刑以及处刑的轻重，皆不脱“情理”。运用“情理”的结果，既可能使得处罚从宽，却也经常导致比律例的规定更为严重的责惩。换言之，“情理”俨然已成为“律例”之外的另一断案标准。
但是，问题随之而来——既然“情理”和“律例”均为断案中实际运用的标准，那么，在讼案的处断中“律例”和“情理”的运用又取决于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