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公定力是“法律为了保证行政目的得到迅速而确定的实现”而赋予行政行为的特权。[15](P113)（目的——行政的实效性）

　　(5)《行政事件诉讼法》和《行政不服审查法》中的起诉期限规定是“公定力的具体化规定”。[16](P470)[19]（法律依据）

　　(6)无效行政行为没有公定力。（边界）

　　(7)公定力不及于国家赔偿诉讼和刑事诉讼。[20]（范围）

　　程序性公定力概念形成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经今村成和、原田尚彦、兼子仁、盐野宏、小早川光郎等学者倡导，成为日本的通说，直至今日。

　　五、最近的问题状况

　　程序性公定力概念取代实体性公定力概念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制度背景：战前的《行政执行法》[21]在战后被《行政代执行法》[22]所取代。明治宪法下的《行政执行法》第5条第1款规定：行政官厅为强制执行行政处分，可以作出代执行和执行罚。同条第3款又规定：行政官厅能够以代执行或者执行罚强制相对一方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或者无紧急情况的，不得进行直接强制。在这些规定下，法令或者行政处分对行政相对人所课予的所有义务，都可以通过行政强制执行来实现。这种强制执行制度是对普鲁士法制和法律思想进行继承所形成的。[23]其基本观念是：基于公权力的国家意思本身有执行力；即使没有特别的法律依据，行政机关也拥有实施直接强制的权能。[17](P336)而在现行日本宪法下，《行政代执行法》将行政强制执行规定为法律事项（第1条）。[18](P141)其基本观念是：强制执行权并非行政命令权的当然属性，它是实定法规所赋予的权限；所以，强制执行乃至行政行为的执行力仅仅存在于实定法所认可的情形和限度。[24]“命令与强制是两个不同的行为。……命令权的法律依据不能当然地作为强制权的法律依据”。[9](P381)要言之，《行政代执行法》取代《行政执行法》，意味着日本法在行政行为执行力问题上彻底告别了普鲁士法制思想。[25]在现行日本宪法下，并非所有的行政行为都有执行力。[18](P141)

　　重要的是，《行政代执行法》取代《行政执行法》这一制度变迁要求在理论上将公定力概念和执行力剥离开来。[18](P137)[26]这使得公定力概念作为行政行为的“程序性特权”[27]的属性更加凸显——公定力不仅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推定无关，也与行政行为的执行力无关（当然，执行力是以公定力为前提的，两者的关联体现于且仅仅体现于此），它体现于且仅仅体现于撤销程序的排他性。——行政行为的这种“程序性特权”，从私人的角度来看，就是“权利主张的程序性限制”，[12](P255)对于对行政行为不服的私人而言，消除行政行为的效力只能通过行政诉讼等撤销程序（行政行为无效的情形另当别论），而撤销程序有起诉期限，甚至可能有行政复议前置。

　　问题在于，无论是行政行为的“程序性特权”还是私人的“权利主张的程序性限制”，其实质都归结于撤销程序的排他性。既然如此，“公定力”和“撤销程序的排他性”其实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甚至完全可以将“公定力”一词弃之不用。而将“公定力”一词弃之不用，无疑更符合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已出现并逐渐扩张的思潮——尽量淡化甚至消除行政行为的“高权性色彩”，强调行政行为与私人的法律行为的共性的思潮。事实上，这种用语法或者概念设定，早就有人主张，[28]在晚近的行政法学教科书中，甚至有人将其付诸实施。[29]

　　不过，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而言，以“撤销程序的排他性”取代“公定力”提法的著作目前还是少数，更多的著作还是保留着“公定力”这一用语。在笔者看来，如何理解公定力概念才是本质问题，是否采用“公定力”这一用语只是如何表述或者从什么角度表述的技术性问题。[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