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是一个永久性的团体，没有任何其他团体能够制约民主的轻率。”这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87年在制宪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命题，但是，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土壤中，是无法生长出这一“永久性团体”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当西方政治学界的学者们，针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困境和缺陷，提出了协商民主的理论范式的时候，社会主义的中国，协商民主已付诸实践近半个世纪了，它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与选举民主相辅相成、比翼双飞，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模式，这在世界民主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可说是罕有其匹的政治创造。

　　三、统一战线——社会民主的广阔平台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矛盾冲突，既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民主国家的执政者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而国家的消亡必须经历一个由政治国家到非政治国家的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是国家权力逐渐回归于社会、回归于人民的过程，同时也是消除国家与社会对立的过程，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发展愈完全，成为多余的时间也就愈接近。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民主国家向民主社会过渡或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是国家民主权力决定社会民主权利，而是社会民主权利决定国家民主权力。按照马克思的预测，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只有在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阶段中才有可能实现。因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以后，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私有制外壳发生爆炸后产生的，社会成员大都是摆脱了对人和物的依赖的理性公民，有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以消灭阶级、实现个人自由发展为己任的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具有实行国家权力回归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然而，历史的发展，常常会出现某些意外，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偏偏在资本主义发展最薄弱的封建废墟上产生，在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中，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由于个人生产能力低下，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社会化生产，只能依靠国家权力来推动，在这一阶段中，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便是以物为本的斗争哲学，民主形式主要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治同盟军，以国家的名义，对被打倒的地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专政。由于执政的共产党在争取人民民主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崇高的社会威望，其价值取向与人民对物依赖时的民主愿望基本相符，这一时期限，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但是，当生产力发展到机器工业时代以后，随着个人生产能力的提高，多元利益集团开始形成，阶级阵线逐渐模糊，多元利益追求产生了社会价值文化的多元化，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便成了束缚个人自由发展的桎梏，加上在长期一党执政的条件下，监督机制过于薄弱，个人权力的过度扩张，导致党内官僚资本阶层逐步形成，使执政党原始政治资本消耗殆尽，其社会凝聚力和号召力降低，此时，体制内的选票已经不能代表民心的向背，社会权利主体的利益诉求，如果在党和国家体制内得不到表达和满足，必然会从体制外寻求满足，连同收回自己原来的“授权”，由此造成社会震荡并导致政权更迭。这就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间国家解体、政权易帜时，很少有人挺身而出对执政党加以保护的原因。因此，在社会制度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如何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处理好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关系，是对执政党政治品格和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