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党合作”——党际民主的科学选择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利益，并为之斗争的政治组织。国家是由群众组成的，群众是划分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主持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党活动作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权利或权力行为，“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4]因此各国政党制度，只能根据该国的国情来决定。
中国是一个具有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固土自封的宗族观念强烈，在重农轻商的社会环境中，资本主义缺乏生长的土壤，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就是君权至上、圣人治国的官本文化，国家政权更迭的形式便是“成亡败寇”的“两暴”循环：暴君对农民压榨太厉害，原来顺民便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取而代之，暴民掌权不久，又形成了新的暴君，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5]因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虽然不乏闪光的民本思想，却缺乏民主的传统。直到清朝晚期，“天朝帝国”的国门被西方弹丸小国轻易击破，一些政治精英才把目光投向西方，企图以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来振兴中华，但此时的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帝国主义的洋奴买办与地主阶级中部分洋务派卖国官僚相结合，形成了卖办阶级，它为了一己之私，不惜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这是极端反动的阶级；
2、部分地主官僚因自己主宰和经营的领域因外敌入侵遭到破坏，便和部分商人相结合，形成了民族资产阶级，它同帝国主义各封建主义既有矛盾又有联系，虽有革命倾向，却又非常软弱，根本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3、部分流离失所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伴随着卖力企业和民族企业的产生，变成了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形成了工人阶级，这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是最进步的阶级，但由于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缓慢，当时力量并不强大；
4、原有的地主阶级逐渐成为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农民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变成半无产者、无产者或无业游民，它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这种特殊国情决定，由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政党去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无论是多党制还是两党制或一党制，都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照搬西方议会政治，允许人们结社组党，一时党团“为数近百”，到1912年8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各党派经过斗争、分化、重组，大体形成了三个派系、四大政党的格局，即由革命派组织的国民党、立宪派组织的民主党、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和统一党。四大政党的基本格局形成后，1912年冬，举行了首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夺得参众两院的三分之二的席位，自以为可以凭借多数，用《临时约法》来制约袁世凯，但结果以宋教仁被杀、国会解散、袁世凯称帝而宣告失败，尔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组织过多次护法斗争，但由于其依靠的主要是大资本家和地方军阀的势力，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结果屡战屡败，绝望中的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同意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吸收共产党领导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曾一度取得了革命胜利，组建了革命政权，但随着孙中山逝世，国民党领导权被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所篡夺，为了实现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在蒋介右和汪精卫的血腥屠杀中宣告破产。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压力，同意与共产党共产党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骨子里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本质没有变，多次制造摩擦，抗战胜利后，一旦腾出手来，便把枪口对准共产党，拒绝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公开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最终导致政治孤立、经济崩溃和军事溃败。历史经验证明：由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运动，无论是多党制和一党制在中国行不通的。那么，由无产阶级一党专制又如何？实践的回答也是否定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不久，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党内的领导地位，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拼命鼓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奋斗”，在政治上不但排斥异党，从整体上反对资产阶级及中间力量，而且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也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过高地估计城市工人运动的作用，要求红军攻占城市，致使中共在白区的组织和工作几乎遭到了百分之百的破坏和失败，红军损失过半，被迫进行长征。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否具有真理性或科学性，必须以经得起精确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基础和依据，任何政党，如果凭着主观上的可能性，“认为自己的政党原则中包含所有优点的人们，容易把事情推向极端，他们想不到一个国家会因失衡而毁灭。”[6]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革命的策略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制定策略时，必有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7]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简称多党合作制度）便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科学成果。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共产党的历史贡献及其领导地位，已获绝大多数人的认可，按照传统思维定式，共产党独掌天下天经地义，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无私的社会品格，博大的政治胸怀，高超的政治智慧，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民族、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在第一届政协622名代表中，党外人士占到了56%，在政协全体会议选出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党外民主人士占了一半，对此，一些老革命不服，说：“我们打天下，他们凭什么坐天下”，“民主党派只有一根头发”的功劳。毛泽东说，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他尖锐地指出：“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8]新中国成立以后，有的民主党派宣布解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远见，及时做工作，保留了八个民主党派。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人提出民主党派有无存在必要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仅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特别指出：“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有义务同党外的人合作，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邓小平更直接地说：“唱对台戏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处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要特别警惕。”“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9]政党领袖深邃的党际民主思想，对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那么，多党合作制度，便是共产党青春永驻的抗病良方。在这种制度下，执政的共产党和参政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朋友关系，既相互合作又互相监督，合作而不拆台，监督而不对抗，既避免了诸如资产阶级国家政党之间那些彼此竞争、互相倾轧的矛盾，又消除了类似社会主义国家中那种一党专制、人亡政息的弊端。这种新型的政党制度，既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选择，也是世界政党制度史上的一朵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