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有人对政协组织是否保留心存疑虑，毛泽东在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明确地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有些人认为政协的作用不大了，政协是否需要成了问题。现在证明是需要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559人中，当人大代表的140人，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不是人大代表，可见政协容纳许多人来商量事情很重要。”他特别强调：“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就是商量办事。”在谈到政协是非权力机关，所提意见是否重要时，毛泽东说：“我们的会议虽暂时还是建议性质的会议，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在这种会议上所作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是当然会采纳并见之实行的，是应该采纳并见之实行的”他还比方说：“共产党没有制宪之权，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议，是否也就不重要了呢？不能这样看。”[12]在谈到我国的民主形式时，周恩来说：“现在有党的系统，有政权的系统，再加上政协的系统，这就更能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并有利于决议的贯彻执行。”在谈到政协的政治地位时，周恩来说：“人大政协两会只有权力之分，无高低之别……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在谈到新民主精神时，周恩来说：“每一个议案事先都经过酝酿，这是特别值得说明的，凡是重大的议案不只是在会场看出，事先应提出来在各单位讨论。新民主的特点就在此，因此不是只重形式，只重多数与少数。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精神。”“我们所要反对的是旧民主主义的议会制度，因为它不是事前协商。”[13]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人民政协性质、任务的政治把握，对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深刻阐释，为中国两会制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协商民主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坚持、完善和发展，在实践中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首先，人民政协是由政党、人民团体、各民族、各界别的代表人物及其他社会精英组成的政治联合体，况且政协委员中，非中共党员人数占多数，与中共党员占多数的人民代表大会，恰好形成了互补，两者结合，不但拓展了民主的广度，也提高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社会公信力；其二、政协会议是按界别编制并组织活动的，弥补了人大会议行政区域编组活动的局限，纵向民主与横向民主相结合，能更真实地反映社会的客观情况和要求，使国家机关的决策更全面，避免了顾此失彼的弊端；其三、协商民主注重过程、其组成人员大都是各方面社会精英，与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的选举民主实行互动，在“两会”政治地位平等的情况下，不但可以避免因多数人的轻率而造成的决策失误，构成对少数人合法权益的侵害，而且可以防止“公仆变主人”等权力异化现象的发生。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政治协商机制完善，政协作用发挥充分，国家政局就稳定，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就顺利；反之国家政局就会出现动荡，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受到挫折甚至失败，这是一条十分珍贵的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