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雄，西南政法大学，讲师。刘山川，重庆坤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注释】See Christopher Mc Crudden，Changing Notions of Discrimination，in Equality and Discrimination；Essays in Freedom and Justice 84，86（Stephen Guest&Alan Milne eds.，1985）；John Garder，Liberals and Unlawful Dicrimination，9Oxford J. Leg. Stud. 1 （1989）.
See Bob Hepple，Discrimination and Equality of Opportunity-Northern Irish Lessons，10Oxford J. LegalStud.408 （1990）；Young，supanote 19，at192~225；Bhiku Parekh，A Case for Positive Discrimination，in Discrimination：The Limits of the Law272 （Bob Hepple& ErikaM. Szyszczak eds.，1992）.
参见Hugh Collins：“社会融入：平等问题的更好进路？”，阎天：《反就业歧视法国际前沿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参见蔡定剑、张千帆：《海外反就业歧视制度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页。
Colleen Sheppard，Equality Righ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Insights from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in 15Arizo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1998，143~144.
See Christopher Mc Crudden，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2Oxford Journal ofLegalStudies1982，No. 3，303~367.
See Reaume，D. G，Of Pigionholes and Principles：A Reconsideration of Discrimination Law，Osgood Hall Law Journal，2002.
参李薇薇、Lisa Stearns：《禁止就业歧视：国际标准和国内实践》，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参见周伟：“论禁止歧视”，《现代法学》2006年第5期。
参见焦红艳：“反就业歧视法专家意见稿出台”，《法制日报》（周末版），2009年4月2日。
See Equality Act2006，Section 8.
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平等机会委员会是否可以主动提起诉讼。美国最高法院的基本态度是：平等机会委员会不仅仅是歧视受害人的代理，其执法诉讼也不应被视作代表行为，虽然平等机会委员会可以代表特定歧视受害人寻求特定救济，但委员会旨在追求联邦执法所直接指向的、平等雇佣机会所承载的高于一切的公共利益。同时，一旦指控方向委员会提起指控，全部程序就由委员会指挥。委员会有权拒绝指控方放弃救济的任何请求，并在评估歧视行为所损害公共利益大小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将公共资源投入到对特定受害人的补偿救济中去。参见Anne Noel Occhialino、Daniel Vail：“平等雇佣机会委员会的意义”，载前注，阎天书，第138~139页。
参见秦奥蕾：“香港反就业歧视研究报告”，载蔡定剑、张千帆：《海外反就业歧视制度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6页。
李忠：“论少数人权利——兼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
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薛小建：《论社会保障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Makinen，Social Rights and Social Security：The Legal and Political Effects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o Social Assistance，University of Rochester，New York，Rochester，2000. pp. 77~78.
参见王振民：《中国违宪审查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随着市场经济和法治进程的推进，从20世纪80年代起个别基层人民法院开始在裁判案件时适用
宪法基本权利的条款，最高人民法院也相应地做出了批复认可下级人民法院的裁决。参见龚向和：“理想与现实：基本权利可诉性程度研究”，《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另据统计，我国利用
宪法基本权利反就业歧视的司法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法院直接援引
宪法基本权利之劳动权作为判案依据；二是法院根据公民依法享有的社会生活保障权对案件进行裁判；三是劳动者利用
宪法规定的平等权作为提起诉讼的主要依据。参见周伟：《中国的劳动就业歧视：法律与现实》，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307页。
绝大部分学者认可
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化，其中多数学者进一步认为，
宪法基本权利效力及于公法和私法领域，拘束国家权力和私人。参见周永坤：“论
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姜明安：“基本权利的保障：从
宪法到宪政”，《法制日报》2001年8月19日；韩大元：“论社会变革时期的基本权利效力问题”，《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而个别坚持传统宪法学理论的学者虽然承认
宪法基本权利的可诉性，但同时指出，基本权利是针对国家权力的，私法领域不宜直接适用公民
宪法权利规范。参见邓世豹：“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适用性”，《法学评论》2003年第1期。
参见史尚宽：《
劳动法原论》，台湾正大印书馆1978年版，第241页。
参见王全兴：《
劳动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73页。
参见蔡定剑：《中国就业歧视现状及反歧视对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参见李雄：“民生诉求与权利回归：论就业机会公平分享的推进机制”，《中国法律》2008年第5期。
参见董保华：《劳动关系调整的社会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
参见信春鹰：《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参见谢增毅：“英美两国就业歧视构成要件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9年第2期。
参见郜风涛、张小建：《中国就业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4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