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练军，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注释】本文原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宪法学 行政法学》2010年第12期全文转载。
另外两个要素是“议事机能”和“行政机能”，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15页。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3页。
有关孟德斯鸠的市民性司法权理论之检讨可参见林来梵、刘练军：《论宪法政制中的司法权——从孟德斯鸠的一个古典论断说开去》，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参见孙笑侠：《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载《法学》1998年第8期。
在司法理论及实务上还要求案件具有可裁判性（justiciability）,See Lee Brilmayer,The Jurisprudence of Article III: Perspectives on the “Case or Controversy” Requirement ,93 HARC. L. REV. 297(1979).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0页。
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
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106页。
See,H.L.A.Hart,The Concept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143.
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关于美国制宪会议上就此问题的辩论之研讨可参见刘练军：《司法审查之思想源流与制度预设——论美国制宪会议有关司法审查的辩论》，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See Larry D. Kramer ,The Supreme Court , 2000 Term—Foreword : We the Court , 115 Harv. L . Rev. 4 (2002) .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页。
M.J.C.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7页。
孟德斯鸠指出：“这就是英格兰的基本政制：立法机关由两部分组成，它们通过相互的反对权彼此箝制，二者全都受行政权的约束，行政权又受立法权的约束”。但孟德斯鸠对司法制衡一言未发，在他的权力制衡理念中，权力制衡与司法无涉乃毋庸置疑。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63－164页。
翁岳生：《法治国家之行政法与司法》，台湾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
有关“反多数难题”的综述性文献，See Barry Rriedman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 ,Part One: The Road to Judicial Supremacy,73 N. Y. U. L. Rev. 339. 以及Alexander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Company,Inc. ,1962.
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参见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310页。
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 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75页。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0、111页。
参见F. A.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9页。
参见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28页。
前苏联宪法第九章“法院及检察机关”第102条规定：“苏联之审判权，由苏联最高法院、盟员共和国最高法院、边区及省法院、自治共和国及自治省法院、州法院、依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所设立之苏联专门法院以及人民法院行使之。”
像铁路法院等专门法院是否到了该取消的时候，近年来在学界有较多的讨论，笔者认为铁路法院、森林法院等企事业单位附属机构性质法院应予取消，完全可将其管辖范围整体移到当年基层法院或中级法院管辖。相关探讨可参见沈颖、赵蕾：《铁路法院该姓啥？——从曹大和案看铁路法院改革之路》，载《南方周末》2009年6月4日。
参见童之伟：《宪法独立审判条款的完善及其配套改革》，《江海学刊》2005年第6期；周永坤：《关于修改宪法第126条的建议》，《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参见贺卫方：《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几点评论》，载《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151页。
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第444页。
有学者对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司法改革持反对态度，认为法院根本无权进行所谓的“司法改革”，遗憾的是，从其论文判断，作者对司法改革到底改了什么，所进行的改革是否真的危及、甚至篡夺了人大规制司法之权力等问题并没有阐述清楚，刊物编辑在刊发此文时声称虚“版”以待，期待着学界就此观点乃至就司法改革的正当性展开热烈检讨，但应者寥寥，最高法院主导司法改革的正当性委实没有多大值得质疑之空间由此亦可见一斑。参见刘松山：《再论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之非》，载《法学》2006年第1期；《开发区法院是违宪违法设立的审判机关》，载《法学》2005年第5期。
关于大人对法院的个案监督，笔者基本上持反对态度。笔者曾就《监督法》第39条中规定的人大“特定问题调查”是否包括司法个案提出了自己的探讨结论，参见拙文：《“特定问题调查”是否包括司法个案》，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5期。同时，笔者曾以日本司法独立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浦和充子事件为中心检讨过立法机关对法院的个案监督问题，参见拙文：《司法独立不容个案监督——日本浦和充子事件之启示》，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2001年2月14日，沈阳市第12届人大4次会议投票表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结果是未予通过。当    时，全场鸦雀无声，大会主持人立即转过头，问主席团成员，怎么办？主席团打破惯例，当着全体代表的面，研究解决办法。最后作出责成“市人大常委会对中级法院报告继续审议，并将审议结果向下次人民代表大会报告”的决定。后来经过认真研究有关法律，发现人大常委会只能听取和审查一府两院报告而不能审议，因此，在征询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后，提出召开特别会议审议法院整改工作报告及2001年工作安排报告。这一做法后来被人称之为“沈阳模式”。有关此事件之检讨可参见曾宪刚：《人大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亟待完善——沈阳中院报告“未通过”的法律思考》，载《江淮法治》2002年第1期；张兴劲：《让人大监督真正“硬”起来——从人大否决案的“沈阳模式”谈起》，载《人民之声》2001年第9期。
参见刘练军：《法官身份保障三题》，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
2003年5月27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种子赔偿纠纷案时，发现《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与《种子法》有冲突，承办该案的女法官李慧娟在院审委会的同意下，适用《种子法》，并在判决书中写道“《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抵触的条（款）自然无效”。河南省人大对此反应激烈，认为“自然无效”说“其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严重违法行为。”此后，洛阳中院迫于省人大压力，撤销了李慧娟审判长职务并免去其助理审判员资格。有关此案的评论可参见郭国松：《法官判地方性法规无效：违法还是护法》，《南方周末》2003年11月20日；赵晓力：《司法过程与民主过程》，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
1974年6月24日，广西兴业县农民谢洪武被公安部门以私藏反动传单为由送入看守所。在之后的28年里，公、检、法三家谁也不知道谢洪武犯了什么罪。调查卷宗显示，除了一张1974年6月由当时县公安局长签发的拘留证外，谢案并无他物。1996年，检察机关在调查新刑诉法落实情况时发现了谢洪武的冤情，后经6年查证，终将这一“四无案”(无卷宗、无判决、无罪名、无期限)事实查清。2002年10月30日，谢洪武终于被无罪释放。这一中国最长的“拘留”案，引起了国家领导的重视，并由此引发了在全国开展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整治活动。有关此案的评介可参见莫于川：《超期羁押28年案件凸现我国人权法制的软肋——关于谢洪武悲剧的法理与制度分析》，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参见陈瑞华：《超期羁押的法律分析》，载《华东刑事司法评论》2003年第1期。
参见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参见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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