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国的行政法治特别是内部行政行为及相关制度完善尚需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行政惯例在行政法中大量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行政机关运用惯例就是行使公权力的过程，它既可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也可能侵犯公民的权利，这是一把双刃剑。有些行政惯例在世界各国公共行政领域之中具有重要地位，与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相提并论，具有类似的约束力。例如《联合国跨国公司行动守则》(1984年)第8条规定：“跨国公司的机构单位应受其经营所在地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确立的行政惯例约束。”WTO透明度原则也明确要求，成员方应当公布行政惯例与行政政策。因而约束行政惯例非常必要，应尽快将条件成熟的惯例通过正式的规则确认下来。
其次，应将行政惯例公开化、透明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信息公开旨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该条例的颁布确实为行政惯例的公开化提供了法律依据。大部分行政惯例也应属于该条例第九条所列的应该公开的信息内容。该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因而，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一些工作惯例，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
再次，适时考虑将部分行政惯例纳入司法审查。行政惯例虽是没有形成法规范的一种惯行做法，但事实上作为不成文的法源，直接约束行政机关，间接约束行政相对人。因而通过司法程序客观公正地审查依据行政惯例和行政规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在这一点上，有学者进一步结合行政机关法律适用的特点，指出行政惯例应受司法审查的必要性，认为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会优先适用低位阶的规范，更多的情况是首先适用自己本部门的一些行政规范(规范性文件)，依照自己的行政惯例作出行政行为，即所谓的适用优先原则。这种行政机关法律适用和司法机关法律适用顺序倒置的特点，决定了司法机关对行政规范和行政惯例需要进行司法审查。[36]
仍需强调的是，惯例固然有其生命力及其价值，但在法治理念之下，坚持在规则前提之上的行政法治研究，仍然是行政法学的基本方法与立场，但若不从生活中吸取营养，对鲜活生动的惯例予以充分关注，进而反思规则的效用与实现，也不可称为行政法治的长久之道，这也正是行政法学者仍需孜孜不倦深入研究的动力与源泉，或许这也验证了行政法自身发展特有的规律：重构、解构反复循环的复杂过程。
【作者简介】
温泽彬，西南政法大学，讲师。
【注释】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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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将城邦中的规则分为理性模式及城邦模式两种。前者指正式的法规则，后者泛指经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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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大元：《社会变革与
宪法的适应性——评郝、童两先生关于“良性违宪”的争论》，《法学》1997年第5期等有关文章。
有代表性的案例如：Chevron U. S. A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467 U. S. 837(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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