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主张人民必须定期集会，而每次集会必须以对两个问题的表决而告开始：

　　第一个是：主权者愿意保留现有的政府形式吗？

　　第二个是：人民愿意让那些目前实际在担负行政责任的人继续当政吗？（129页）

　　对上述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和表决就是制宪行为。可见宪法时常需要接受主权者的审查，必要时随时可调整、变革。制宪是每一次立法的第一项工作。我称之为制宪权的例常化，或者卢梭式的“不断革命论”，他用人民的制宪权——定期地决定是否需要“重新开始”——来化解和克服革命。

　　三、代表制下宪法的由来：主权者人民（政族）——特别代表——宪法

　　从卢梭我过渡到西耶斯，也就是从直接的人民出场过渡到代表制宪。

　　现代社会人民不能经常出场，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凸显宪法，制宪权才成其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为什么说“正因为如此”呢？宪法学家把宪法存在的必要性当作一个当然的前提，直接对准宪法，抬高宪法。可是如何解释制宪会议的权威呢？在规范的意义上，为什么宪法应该被尊为根本法、高级法呢？制宪权的概念可以提供一种论证。

　　在卢梭那里，政治的结构非常简单，就是“主权者——政府——臣民”。可是现在主权者不能出场，如何把人民组织成为一个政治体呢？于是，代表制成了唯一的选择。可是代表从何而来？人民如何可能被代表呢？“主权者——主权者代表”这个结构是如何完成的？我唯一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一个逻辑假定——最后的人民集会。许多契约论者都隐含了这个思想，但我明确地把它概念化了。

　　我首先假定人民直接出场，然后假定在某个时刻，人民最后一次集会，从此以后人民永远不能全体出场了。在这个思想实验中，我推想人民做出如下具体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