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宪权不能停留在空洞概念的层面，否则它就如同凯尔森的基础规范一样只具有逻辑意义。而要解剖制宪权的概念，这就需要政治哲学家的参与，必须借用他们的知识和智慧。我选择了解读经典作家的写作方式，而不是自己正面论述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我对制宪权的概念做了一点应用，解释了几个宪法现象。
二、人民作为政治实体
我们一般是如何想象制宪权和宪法的呢？用一个简单的图式来表达，其思维结构可以描述为：“制宪（者）权——宪法”。这里的制宪（者）权是一个实体还是一个逻辑设定呢？从制宪权到宪法存在一个中间环节——代表，这个环节是如何完成论证的？我的努力就是要把制宪者和制宪权的实体性内涵揭示出来，进而发现当制宪者成为虚拟而不再是可以出场的实体的时候，制宪权如何行使，宪法与制宪权的逻辑关联是如何建构出来的。
如何完成这个理论任务呢？我从卢梭出发，在他的直接的人民出场的理论架构中，我找到了人民制宪权的时刻和特点：每一次人民集会都是制宪权的应用。我称之为例行化的制宪，或者卢梭式的“不断革命论”。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缔结社会契约的时候是否建立了国家？是否制定了宪法？
卢梭在第一卷第六章这样写道：
“只是在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的个人；。。。。。。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者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21页）
社会契约一经缔结，众（many,themultitude）便转化为“一”(one)。这个“一”其实是个道德原则，用道家的话来说是“道生一”的那个“一”，是“道”的具体化，是可言说的道，卢梭称之为主权（者）、公意。“一”没有固定的形态，却是一切形态的形态，可这个“一”也必须借助一个形式而显现，那就是人民集会。但是，人民集会未必就是“一”，“一”可能被表现，也可能没有，关键取决于人民是否从公共利益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