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并没有制定宪法，没有组织政府，这个“一”尚没有稳定的日常的形态。卢梭为什么说这个人格就是国家呢？他有他深刻的哲理。在他看来，国家的生命在于主权的权威，而政府的生命是假借的；只要主权者存在，就不会亡国。换言之，如果主权者形成了，国家的生命还未发端，那么，国家的生命就永远不能发端了。可是，由于没有政府，所以也就没有臣民，没有秩序，在经验意义上还是叫没有国家。因此，宪法对于国家的建构是不可或缺的。
缔结社会契约时的主体是众人，即每一个参与缔约的人，而接下来行使立法权的主体是在形态上由这些个人组成的一个“一”，这个“一”，我们称之为“人民”。卢梭的人民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但代表制下的人民多数情况下沦为一个抽象的原则。在卢梭这里，缔结社会契约能否算作制宪权的一个阶段？没有诸多个人的缔约行为，人民不能现身。在这个意义上，缔约是一个逻辑前提，而且“constituent”的本义和宪法不能完全等同，但我不主张把制宪权的概念扩延而包含缔约，为了概念指称的明确起见而主张严格限定这个概念的主体——人民。
“众”与“一”两个主体的微妙关系是我们思考制宪权时要加以小心区别的。在宪法哲学上，制宪权的主体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这里且不论其他主体），但是当我们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人民的创造力的时候，那里的人民是具体的，甚至是阶级化的，是“部分人民”或“群众”。他们是社会中的人，不同于契约论者设想的自然人，但全体是无法出场的，这些出场的“部分”自称“人民”，以“一”的名义，即以人民、民族、天道的名义行事。“一”是他们自我合法化的逻辑原点。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说，把制宪权的主体严格限定为“一”——人民，不具有描述功能，但具有合法化功能。但制宪权的概念不应该包括社会契约的缔结，因为在缔约时还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人民。
第二、人民如何制宪？
一般而言，我们是直接谈人民制宪权的，把人民主权当作前提而不再考虑社会契约。卢梭既已完成了“一”的创设，接下来就该由人民出场为自己立法了。卢梭把第一次创制的时刻包容在政府创设的行为中，没有直接提制宪时刻，但这不是说立宪是可有可无的。在第三卷第十六章、十七章，卢梭论述了创制政府的行为的性质，在本质上也就把创设政府的时刻区分为两个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