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框架：作为认识论上的一种背景

　　以上我们首先把“比较法”视为了一种“知识”，并在此向度指出《比较法总论》是关于法学与法律知识的作为“本体论”上的一种概述。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移，把它放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内加以审视的话，通过时间维度上的“历时比较”与空间维度上的“共时比较”，我们将会发现，其实《比较法总论》所向我们展现的除了“知识”之外，还给我们提供了进行思维与分析的一种理论“框架”，而这种理论框架正是我们在“认识论”上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因此，我把它称为“作为认识论上的一种背景”的理论“框架”。

　　理论“框架”，也可以说是一个研究范式或者研究框架的问题，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甚至于一种理论“框架”的提出，往往成为一种学术研究的“革命性”的转折与“里程碑”式的标志。[⑧]而《比较法总论》的作者正是向我们展现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那就是“法系—法律”的分析模型。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通过这一框架或模型，我们在直面具体法律制度并进行阐释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实现从一国的具体“法律”（法律体系）到其所属的“法系”之间的游移，并不断实现着彼此的“置换”，从而达到一种宏观与微观、整体与部分、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对立统一。这不仅能够使我们对所直面的具体制度有个深入的认识，而且还能把它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法系）中进行考量，从而能够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同时，从“法律”到“法系”的互动、沟通与汇融，也能够使作为“背景性”的法系不断地发展、改进与完善，以便实现“法系”自身的自足与自洽。在此意义上，一方面揭示了“法系”之所以能够成为“法系”的在研究者方面的学术旨趣与“主观性”，同时也揭示了“法系”能够自发生成与演进而具有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不同“法系”的彼此碰撞、交融与暗合，也能够促使各个法系臻于至善，在矛盾中求协调、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差异中求共存，以期达至各个法系赖以存续的“法律（现象）王国”身后更为“背景性”的和谐。

　　四、方法：作为功能论上的一种分析

　　“一切认识、知识均可溯源于比较”[⑨]。《比较法总论》的作者用诺瓦里斯的这句话来表达他们对于比较法的看法，我想，这种看法更多是源于“方法论”上的“自觉”。正是他们基于对比较法作为“方法”的自信，他们才会发出如此的感叹。的确，一切问题及其解决，归根结底是“方法”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还有什么问题不能或者难以解决的话，那么最大可能就是方法论上的“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