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深一层意义看，形式合法性秩序预设了一种包含规范性的“处境”（situation），只有在正常处境（可以理解为某种条件特定的处境）中，一切合法性秩序才有可能。[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尝试区分处境法（Situationsrecht）与作为社会伦理基础并且使之成为永续地公共生活特征的永续法（Dauerrecht），但所谓永续法也仅仅是一个特定合法性秩序中的原则性规定，除非历史已然终结，社会制度与价值观不再发生根本变革，只要整个秩序本身产生根本变革的话，这类原则也必然随之转换（除非其为仅仅具有形式价值意义的概念、或是能够作一定意义上的形式价值规定的概念，如“公正”、“正义”等，其概念外壳自不必转换；但当整个处境发生转变时，其实质涵义也已经发生转变）。实际上，一切法皆是处境法（Situationsrecht），[⑨]而如果某种行动已经关系到处境本身（在稍弱一点的意义上，是法所依赖的制度条件本身）的变革，形式合法性秩序便无法承载了，尽管它可以规定处境的变更流程和方法，但这往往是难以奏效的，正如制宪权是无法真正被规定一样。[⑩]历史上对神学之“改革法权”及政治学之“革命法权”的正当性（legitimacy，实质合法性）追问，已经深刻揭示了变更整个“处境”与既有形式规范之间难以调和的张力，当这种变革推向更深强度时，它也冲击到既有的实质合法性内涵。但实质合法性是一种复合性的秩序，它在部分受到冲击时，仍然能反过来适应情势变迁并完成新的正当化使命。
那么，实质合法性又是如何实现其正当化功能的呢？
三、实质合法性：辩护与理由
在说明实质合法性与“试点”的关系前，必须先行说明实质合法性之正当化功能的实现方式。实质合法性所构造的合法性框架，属于一个“辩护体系”（Rechtfertigungssystem，法权产生体系），本质上是针对一种权威或秩序是否正当、如何正当的回答。[11]在现代议会民主制合法性类型中，实质合法化的主要基点是“意愿”（voluntas）而不是“理”（ratio），[12]但在多少有些名不符实的意愿合法性系统之外，支撑不同类型的辩护（法权生产）体系的，乃是不同的“理”或“理由”（ragione, raison, reason，共同拉丁语原型ratio）。对这一点需要多加一点阐述。我们且不追溯最早由西塞罗在法律领域使用的描述性技术概念ratio是如何经由德尔图良转化为法效力之方法性载体的，[13]也不追溯中世纪的Divine ratio（神之理）如何融合到复兴以后的罗马法学说中去，但至少需要指出两点：第一，作为罗马法灵魂概念之一的ratio，在中世纪以后的法学与政治哲学发展中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图景，它与理念或机体性的对象相结合，从理念方向衍生出天性之理（naturali ratione，主流译法是“自然理性”[14]）、实质理由（ratione materiae）、至高理由（ratione supremitatis）、时势理由（ratione temporis，现在多在人权申诉领域作“侵害的现时性”要件之用），从机体方向[15]衍生出国家理由（ragione di stato）、法律理由（legis ratione）等，以上衍生系列十分繁复地影响和构造着正当性的证成和生产；第二，“理由”（有时并显“理性”之意）作为法乃至整个合法性秩序的根基，一直贯穿到近现代的实质合法性辩护体系的运转，并且今天仍然常见于一种内生化的、针对实质合法性的辩护与否定中。例如，在英国，常见地以“非理性”或译“不合理”的标准来判断政府法令与措施是否越权，这一判断合法与否的标准，原型正是ratio。我们还能从不同国家的司法审查中，辨识出许多异曲同工的变位。Ratio的不同形态，对于事物的合法性，既可实施正面的支持功能，亦可完成反面的否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