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案例的巨大差异性不可能统一到判例法上来。判例是从浩如烟海的案例中选拔出来的，即使在英美国家，也不可能使任意一个案例都成为判例，也同样需要筛选。在我们每一年超过300万件民事案件的中国，即使1％作为判例，每年也至少有3万件判例，比例虽小，但绝对数额太大，根本不适宜筛选为判例。特别是当每一个省、市、自治区的案例，同一类案例往往会出现许多不同认识和理解，在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同问题时，如何界定案件谁判的更为准确？必须有一个权威的法官学术机构来承担这样的筛选任务，除了他们自己本身的理解和判断之外，还需要权力机构加以研究定局。这一切是建立在立法机构已经允许的前提下，而如果立法权力机构根本不同意，那么就没有探讨的余地。仅为了解决判例筛选和上报的问题，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如何选定人员，设定机构，如何在300万件内，选定1万件，又如何在1万件内选定1000件？很可能今年还只是在选定10年以前的案件，或者选定5年以前的案件，做到选定当年的案件，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一旦选定判例模型，等待颁布时，是否还会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会不会已经过时，这个问题，又由谁把关、最终谁有权解释？
第四，审视解决一类问题还是某个问题。1、通常意义上的理解，如果解决某一类问题，在适当时机，可以通过补充立法或者修改法律时，加以弥补，而不是零打碎敲式的去弥补立法。2、在法律保持相对稳定时，不宜轻易修改或者补充立法，就需要对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中的有关问题，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加以弥补和完善，其方式可能是贯彻法律的规定，可能是某类问题的解释，也可能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某个问题的批复，这几种类型的解决方式，都可以对法律起到弥补作用，也可以对司法实践中的共性问题予以适当解决。3、案例指导。案例不能上升为法律，但其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往往案例中所解决的问题是法律、政策、司法解释等都未曾规定的问题，有的带有普遍性，有的仅仅是个别性问题，不论如何，通过案例方式的解决，弥补了法律适用上的空白，对于此类案例，实际就带有判例的意味。如果不将其作为先例对待，忽视其参照和指导作用，说明我们的思维是不全面和偏执的，或者说思维带有局限性，对于应当把握的问题缺乏敏感性，不能够胜任法律和社会的总体要求。
二、指导案例的横向比较。
当指导案例作为一种司法制度，或者作为一种指导案例参照制度得以确立的时候，必然意味着我们的法制已经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建设，更多的法律问题是可以通过指导案例加以确认的。对于泱泱大国的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形成了复杂的、多样的语言表述体系，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如何更好的体现裁判者的意愿，就需要审核机构的专家们能够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综合平衡不同地域之间所选择案例的协调性和规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