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956年12月17日和1957年1月15日稿的规定。时隔一年多，在1956年12月17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篇》(第三次草稿)中，其第2条规定如下：
本法是调整国家、机关、企业、集体组织、公民间或它们相互间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
[他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有人认为著作发明权如果包括在民法典中，则本条末应再加上“并调整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
从这次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与前两次草稿相比，有几点发生了变化：(1)将民法调整对象之主体改为“国家、机关、企业、集体组织、公民”，增加了“集体组织”，去掉了“合作社、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公共组织、社会团体”。这里，原来的“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可能已经被“企业”吸收了，“合作社”被“集体组织”吸收了，但“公共组织”和“社会团体”则被排除出去。(2)在第二次草稿中，新出现了“并调整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从“〔他人提出的修改」意见”部分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指的就是著作发明权。(3)从整体立法精神来看，仍然倾向于民法的调整对象仅仅涉及“国家、机关、企业、集体组织、公民间或它们相互间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与第一次草稿并无太大差别。
过了一个月，1957年1月15日，民法典起草又完成了第四次草稿，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篇》(第四次草稿)，其第2条规定：
本法调整国家机关、企业、合作社、社会团体、公民间和它们相互间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及与财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
该稿将第三次草稿中的“国家”和“机关”合为一体而表述成“国家机关”，去掉了“集体组织”，重新增加了“合作社”和“社会团体”。此外，将原来修改时有人提出的意见明确转变成为条文，即将“与财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重新予以规定，和第二次草稿完全一样了。
至于为什么这样修改，可能是与当时学术界的认识相关。从1949年至1956年，我国高校中的法律院系基本上没有开设中国民法的课程，而只开设前苏联的民法课，或直接聘请前苏联专家讲授民法课，或由一些中国教师讲授前苏联的民法课，用的教材也都是翻译自前苏联的。1956年以后，我国的一些民法学者在学习前苏联民法的基础上，才开始开设一些中国民法的课程，开始思考一些中国民法的理论问题，包括民法的调整对象等。[8]
1957年夏天，中国爆发了“反右”运动，在1954年宪法规范下的比较良好的法制建设环境遭到摧残，立法、执法、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各项事业都遭受了严重挫折。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也受到了影响，被迫中断。
二、20世纪60年代立法中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认识(一)1963年若干初稿和草稿的规定1963年，在“反右”运动过去了6年之后，我国的民事立法工作才又得以继续，但此时人们的法治思想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一些正常的法律思维无法得到贯彻，这突出表现在1963年初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初稿)，其中没有明确的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该初稿第1条规定了制定本法的目的，第2条规定了制定本法的依据，第4条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第5条规定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第6条规定了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第7条规定了在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中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第8条规定了经济活动中必须实行勤俭节约，第9条规定了社会主义企业和经济都必须实行经济核算。
与民法调整对象有点关系的，可能就是该稿第3条和第10条了。前者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是我国一切社会主义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这里，出现了社会主义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这三种民事法律主体。后者规定：“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以及个人相互之间，产品的交换必须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以上规定一方面没有“公民”、“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等概念；另一方面，出现了“个人”、“产品的交换”、“经济活动”以及“等价交换”等用语，确实可以理解为是当时我们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特点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