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修改显然与上次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所有这些修改都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新变化。一方面，至1963年时，我国3年经济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经济建设进人正常轨道，市场出现新的繁荣景象，客观上需要加强法律的规范，毛泽东关于“刑法和民法都要搞”的指示也出现在此时。体现在民法典的制定上，就出现了多个草案都强调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对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的保护。另一方面，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和对立，反映在民事立法上也开始出现了中国的立法必须符合中国实际的呼声，在条文的规定上强调了“财产所有关系”和“财产流转关系”，在学者的座谈意见中出现了将婚姻关系重新纳人民法典的主张。
三、改革开放后我国对民法调整对象认识的提高(一)1980年后若干草稿的规定1964年之后，由于左的思潮的愈演愈烈，及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法律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中国的立法包括民事立法的事业完全停顿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的民法教学和研究逐步开展，民事立法也得以重新进行，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讨论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立法上，1980年8月15日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在民法调整对象的表述上基本上采取了“不对称平行线说”，其第2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主要是调整国家机关之间、经济组织之间、事业单位之间、社会团体之间、公民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也调整公民的人身权利义务关系。
这一规定与1955年10月24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次草稿)的提法大致相似。1981年4月10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二稿)，1981年7月31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三稿)，1982年5月1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四稿)，基本上沿袭了这一提法。
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也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传统的“两个一定”的观点开始进行反思，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有学者提出了“三部分关系说”，即将民法调整的对象归纳为三个部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所有关系、财产流转关系和人身关系。[14]而另有学者则提出了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核心是一定社会的商品关系的观点。[15]这些观点虽然体现了我们自己的探索和思想，但仍然深受前苏联式“不对称平行线说”和“商品经济说”的影响。
(二)《民法通则》的制定颁布以及对民法调整对象认识的深化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国民事立法活动进一步展开。1985年7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国家法室起草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讨论稿)，该讨论稿与前面几个征求意见稿相比，在民法调整对象的表述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其第2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合伙经营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在平等基础上产生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该讨论稿接着还对财产关系的范围作了解释：
本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是指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平等的财产关系以及因发现权、著作权、致人损害、继承所产生的其他平等的财产关系。
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它还是延续了前苏联式的“物”前“人”后的格局；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不对称的平行线说”，财产关系这条线很长，人身关系这条线很短。另外，它特别强调了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的平等性，强调了这是一种横向的财产关系，不具有公法的色彩。
这一讨论稿意义重大，因为它基本上就成为了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范本。《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两相比较，除了词序有点变化以外，其实质内容一点也没有变。至于为什么要把原来位置在后面的“在平等基础上产生的”调整到前面成为“调整平等主体的”定语结构，当时负责起草《民法通则》的王汉斌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应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从根本上说不是纵向的而是横向联系的财产关系。此外，民法还规定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