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民法调整对象学说变迁的几点思考以上详尽地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各部民法草稿中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规定作了介绍和阐述，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大量引用民法草稿中的有关原文，目的在于说明，中国民法学界对民法调整对象的问题一直是非常关注的，除了吸收前苏联的民法调整对象学说之外，也作出了许多思考和努力。只是由于新中国前三十多年特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变化，没有能够提炼出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的民法调整对象的定义而已。
笔者认为，以上民法调整对象学说的变迁说明了以下问题。
首先，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受到了我国民法学者对民法的整体认识水平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民法领域缺少基本的法律，民法学研究也无法可据。这就使得中国民法学者对民法的认识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停留在比较粗浅的程度。对民法调整对象的认识也只能处于或者全盘吸收前苏联的观点，或者经常反复、左右摇摆的状态。
其次，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受到了我国经济关系变化的深刻影响。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法律属于上层建筑，其发展演变最终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核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在其之上的经济关系。回顾新中国的历史，我们的经济关系一直处在变动之中，从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到严格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新中国建立以后六十余年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我国民法调整对象理论一直反复多变的基本原因。
再次，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受到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讲究抽象、笼统，讲究模糊思维，注意大的方面。在对许多概念的界定、许多问题的阐述上，都不是很清楚。比如，关于民事主体，从不同层面论述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又如，对所有权的分类、保护，也是依具体的生产、生活场景来判断、决定的。中国在历次民法草稿的起草中，对民法调整对象的表述也有这样一种特征。
最后，有关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受到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为目标，在意识形态方面，先是追随前苏联的模式，而后又特别强调阶级斗争。而我们的法律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非常深刻。我国历次民法草案中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反复与多变，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变迁的直接折射。
【注释】即使在最新出版的柳经纬主编的(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民商法卷》中，民法调整对象也仍然被列为全书论述的第一个专题。参见柳经纬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民商法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一17页。
“两个一定说，，认为民法是调整“一定的财产关系和一定的人身关系”的法律;“三部分关系说”认为民法的调整对象是“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所有关系、财产流转关系和人身关系”;“商品关系说”将民法的调整对象确定为“商品关系”;“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对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说”认为，民法调整的对象应当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时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大民法说”认为一切社会关系都应当由民法来调整;“小民法说”则认为民法只调整公民在民事活动中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说”就是1986年《
民法通则》第
2条的规定。
主要是厦门大学法学院徐国栋教授，参见徐国栋:《苏式民法调整对象定义的沉浮》，《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
徐国栋教授认为，岁马法学家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认为民法调整人身关系和材产关系这两种平行的关系(“平行践说”)。1922年《苏俄民法典》把财产关系斩去一截，导致这两种关系长短不一，由此把传统的“平行线说”改造成为“不对称平行线说”。
参见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上卷，法律出版社么刃3年版，第3页。本文以下所引用民法典各草案的条文，均来自此书，不再一一注明。
“总则草案”第1条的规定内容知下:“为保护民事权利的正确行使，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保证逐步消灭利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特制定本法。”
《法学研究》编抖部编著的《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年版)和刘心德主编的《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对此问题都没有回答。此外，从前者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全盘接受了苏联的民法理论，关于民法的调整对象，一直是‘两个一定’的理论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理论认为:我国民法是调整一定的财产关系和(一定的)人身非财产关系的各种法律的总和”(《法学研究》编样部编著:(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的论述中，可以推断出，此书的编样者实际上并没有看到1955年10月5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本身。这个总则草案只足明确地规定了“财产关系”，而没有规定任何“人身关系”(即只有一个“一定”，而不是“两个一定”)。
参见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民法教研组:《民法对象—对产关系，有什么根据归入上层建筑的范畴呢?》。部寿康、体柔:《关于民法的调整对象—对产关系的儿个问题》。志敏、镇汉:《民法的主要对象—对产关系问题》，《政法研究》1956年第3期。这些学者已经吸收了前苏联的“不对称平行线说”，提出民法的调整对象就是“一定的财产关系和与材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
“时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两条线大体相当，没有形成一长一短的不对称局面，故称“新平行线说”。
参见何勒华、李秀清、陈颐编:《断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下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同上注，第42页。
同上注，第42页。
同上注，第43页。
参见王作堂、魏振流、李志歌、朱启超编著:《民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参见体柔、周大伟编:《体柔中国民法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参见王汉斌于1986年4月2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
同前注，徐国栋丈。
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俘柔主编，王利明、史际春副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参见梁慈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同前注，柳经纬主编书，第17页。
参见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的7年版，第4页。
参见柳经纬:《民法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参见李锡鹤:《民法哲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9页;同前注，龙卫球书，第20页;同前注，柳经纬书，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