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该定义虽然没有规定人身关系(当然也就不涉及人格和人格权了)，但对民事主体的规定倒是很丰富的，在正式规定中涉及社会主义组织、私营企业和公民三大类，在上述第一种修改意见中，则涉及了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私营企业、社会团体、群众团体、公民七大类。尽管没有使用“法人”的用语，但假如将公民理解为“自然人”(当然，公民和自然人是不同的)的话，那么，当时这一民法调整对象学说几乎包括了民事活动的所有主体。与此同时，该定义的用语，如社会主义组织、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私营企业、社会团体、群众团体、公民、国民经济、计划、社会生产力、改善公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等，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20世纪50年代中叶的中国学习前苏联，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试图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现实反映。这一点充分说明，在对民法调整对象的认识上，民法学界是深受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特点的影响的。
由上可知，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国的第一部民法总则草案在民法调整对象的表述上，并没有完全接受前苏联式的定义，而是更多地受到了国内民法学界对民法调整对象的认识、本国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
2.1955年10月24日稿的规定。与1955年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出台时间相隔不远，1955年10月24日，我国立法部门在对此总则草案进行修改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次草稿)总则篇的名义在很小的范围内予以公布。该“草稿总则篇”规定：
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的任务是调整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公共组织、社会团体、公民间和它们相互间的财产关系，并且也调整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执行，保障民事权利的正确行使。
另一个写法：
第一条：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保护民事权利的正确行使，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是调整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会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公共组织、社会团体、公民间及其相互间的财产关系，并调整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
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1)前述民法总则草案中规定的民法调整对象的内容，由第2条被提前至第1条。而原来的第1条，[6]在草稿总则篇中则成为了第2条。(2)在民事主体的规定中，草稿总则篇吸收了总则草案中的第2条修改意见，但增加了“公私合营企业”和“公共组织”，删除了“群众团体”。(3)在立法目的(调整目的)方面，草稿总则篇将总则草案中第1条规定的“保护民事权利的正确行使”加了进去，同时，新增加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去掉了“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公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表述。(4)在所附修改意见中，草稿总则篇明确提出了“法人”的概念：“本法是调整公民、法人间和他们相互间的财产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5)该定义最为重要的是，在民法调整对象中明确规定了同时也“调整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人身关系”。这样，尽管它有了一个限制词“和财产关系密切联系的”，因而缩小了人身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就是沿用了前苏联式的不对称平行线说，并且也同样地存在“物”前“人”后的问题，但毕竟和总则草案的定义有了巨大的变化。
至于为什么在短短1个月都不到的时间内就出现了上述变化，而且在前述总则草案的修改意见中也没有人提及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下，就非常突然地出现了规定“法人”以及增加规定“人身关系”这么大的两个变化，则不得而知，可能要留给中国民法史研究者去进一步考证了。[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