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民社会：民主发展的希望
20世纪后期全球掀起民主化浪潮以来，在许多国家的民主变革中，公民组织、学生运动、宗教组织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治转型。在转型结束后的民主巩固进程中，人们对公民社会的期望仍然很高。不幸的是，由于现实中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足及其脆弱性的特点，在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社会难以成为民主的重要依靠。
历史上，具有强大公民社会的国家往往具有更高水平的政治代议机制，各种团体有能力抵制不受欢迎的国家政策，当国家活动发生错误时有能力向国家施加压力。公民社会内部的协会组织往往被看作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性治理工具。但是，学者们在关于公民社会能否提高民主质量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伯米欧等人认为，19世纪欧洲公民社会的繁荣并未有效提升民主的质量，因为公民社会内部的许多结构未促进民主政治文化。[20]塔罗也指出公民社会本身并不能促进更好的治理，强国家制度比公民社会能够更好地进行有效的治理。[21]关于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实证研究中，人们更多地谈论的是公民社会在推翻威权政权、推动政治自由化方面的作用，在确立民主体制和巩固民主体制的运行、塑造民主政治文化方面则鲜有涉及。公民社会发育的不足、公民社会结构的内在缺陷、公民社会内部的差异和分裂，以及背景性因素如威权政权的镇压、国家合作主义、政治动员影响了公民社会的自主活动，限制了公民社会对民主化运动的贡献。当全球民主化运动开始转入民主巩固、稳定的阶段，公民社会是否有能力协助民主治理、防止民主的回溯，仍然存在着诸多疑问。
首先，在转型后的民主巩固中，公民社会面临着更为复杂的选择与困境。民主转型之前的公民社会发挥的是一种颠覆性的、动员性的功能，承担的是一种“反威权主义”的角色，这种角色在转型后便宣告终结，取而代之的应当是“新托克维尔”角色。很难想象那些习惯了罢工、游行、示威、集会甚至武力斗争的社会运动、工人组织、学生团体能够以一种和平的、稳定的、制度化的方式进行利益表达或活动。例如，拉美的草根社会运动在民主转型后面临着新的民主政治的挑战。在选举活动中，社会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成为政党获得支持的重要来源和基础。但是，由于活动方式的局限，草根运动无法在新的民主环境中生存，特别是在一些“通过交易而发生转型”的国家中，传统的精英在国家内部保留了重要影响，政党占据了政治社会的核心地位，政治和制度上的连续性决定了社会运动无法在新的政策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国家通过恢复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满足了社会运动的要求。在此情况下，社会运动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其政治能量不断衰竭。[22]
其次，不管多么有活力和强大的公民社会，仍然不能取代转型后民主巩固的其他条件，包括政治制度化。公民社会在民主巩固进程中的角色之所以被夸大，在于我们误解了公民社会影响民主巩固的方式。许多人特别是帕特南将强大的公民社会对民主的作用集中于公民社会生产社会资本的能力，即在公民中间产生信任的能力。这一点有助于消除国家和社会内部的威权主义倾向，有助于产生使民主运作的社会合作气氛。但是，公民社会所具有的大多数优点，只能在一种积极生产社会资本(也包括跨阶级之间的合作、公民中间形成一种普遍的信任感、公民社会与政治体系之间的互相依赖)的政治体系中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政治体系必须具备相当的民主水平。因此，在民主巩固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不是公民社会组织的强大和活力，而是围绕公民社会组织所建立起来的民主的、参与的制度、框架。正如有学者指出，公民社会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既不好也不坏，公民社会的功能取决于它对广泛的政治环境的影响。人们忽视了政治体系在产生社会资本方面的重要作用，将关于民主质量和表现的假设主要寄托于公民社会的结构，不仅导致不正确的结论，而且也是误导的。[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