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公民社会的脆弱性还表现为其公民社会组织的调整、适应能力低弱。许多政治转型前十分活跃的公民社会组织，在转型之后却陷入了发展危机，不少组织无法实现角色的转换而陷入窘境，甚至不得不解散。在东欧，对于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人们开始时表现出极大的期望，公民社会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前政权的解体。但是，一旦民主选举开始后，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不是走向消亡，就是处于衰落中。相比于早期民主国家，甚至与拉美国家相比，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公民社会组织成员明显减少，人们对公民组织和政治制度的信任明显偏低。不少公民组织甚至发展出反公民性的一面，带有一定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色彩。例如，有学者在研究捷克时指出，政治转型后的捷克诞生了大量西方意义上的职业团体，从利益集团到环境主义组织再到权利组织，这些组织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如参与某个领域的政策评论。但是，它们与草根组织的联系却日益减少，对国际资助的依赖日益加深，使得它们在民主发展中的持续性作用遇到了严重的问题。[12]诚然，在民主化初期，公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推动变革的功能，但民主转型后的公民组织必需学会如何与政府合作，处理一些现实的或意识形态上的难题，将民主化之前的主要功能如动员转变为如何在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联系民众和获得民众支持。但近年来在民主化国家中，公民社会的脆弱性、不成熟使其在转型后的民主巩固进程中难堪重任。
三、民主化进程中的公民社会：理论的反思
公民社会发育不足而导致的脆弱性使得公民社会在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作用有限，公民社会所发挥的功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乐观，特别是在民主转型后的民主巩固、民主建设时期并未发挥多少作用，甚至一度阻碍了民主发展的进程。即使在民主转型阶段，公民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也需要仔细区分。当人们被民主化运动中公民社会蓬勃发展的表象所吸引的同时，很少有学者深入分析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之间的真正联系。
米歇尔·戈德哈特曾经归纳过公民社会在现实中的两种主要功能模式：(1)反威权主义模式。该模式将公民社会描述为反威权政权的政治反对派，其成员致力于文明、宽容、开放、人权等民主原则。这一模式的本质，就是反对镇压性统治的普遍的、侵入性的制度，通过使公民免于这些制度的压制而更新政治，反政治就是公民社会的信条；(2)新托克维尔模式。这一模式强调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团体生活所体现的民主功能及其效应，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个独立空间。这一模式的本质认为社会内部解决阶层之间的主要冲突、联接不同阶层的结社行为对民主治理将产生一种妥协的精神，公民社会通过在一个法治的背景下动员独立的政治行为者和保护公民权利，来推动公开、参与的价值以及国家的责任。[13]许多学者将公民社会在推翻威权政权过程中的作用归结为公民社会的重要民主功能之一，并将反威权政权看作是公民社会在民主转型中的主要角色。但是，在传统的公民社会理论那里，反威权主义模式并不是公民社会的主要功能，因为公民社会被强调的只是作为独立于国家的一个公共领域，并没有被赋予推翻政府的职责。当然，威权政权对政治参与的限制一旦威胁到公民社会组织的生存及其活动时，公民社会的反抗就具有内在的需求。但公民社会这种自发的反抗性，与其他非公民社会组织遭受压制时的反应并无二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传统的教会在民主转型中的角色变化可以看到。亨廷顿指出，如果不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变革以及由此导致的教会针对威权主义而采取的行动，第三波过渡到民主的国家就会少得多，而且许多国家的民主化浪潮会出现得更晚。[14]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