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多数民主化国家中的公民社会处于成长阶段，尚未形成一个有效的、强大的公民社会。许多研究者想象中独立的、强大的公民社会，在大多数政治转型前国家中并不存在。公民社会诞生于近代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市场是公民社会的内在构成部分，是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文明化的中介形式，没有市场，公民社会便不可想象。欧洲的公民社会从中世纪末期的商业繁荣和城市复兴中萌芽，在市场经济塑造的一个个自由、平等的个体联合中奠定基础，在争取独立、自治的过程中逐渐发育成为与国家相对应的自主活动领域。也正是在公民社会的发展、成熟的基础上，现代民主才获得了有力的支持和运行的环境。相比之下，20世纪后期各国民主化运动中兴起的公民社会，大多数缺乏成熟市场经济体系的支撑，也缺乏民主文化的传统，明显发育不良，在推动本国的民主化进程中作用有限。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公民组织介于现代的利益集团和传统的建立在亲属、部族、地域、宗教基础上的归属性团体之间，介于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的建立在家长制和庇护关系基础上的组织之间，介于接受政治现状的团体与通过颠覆政权以改变现状的团体之间。怀特海德指出，公民社会的脆弱性和各种非公民性的表现在新兴民主国家中尤为明显，个人主义的反社会形式试图破坏甚至颠覆公民结社主义的形式。[6]96在拉美，民主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角色并不是什么公民组织或协会，而是组织较为松散的、很难讲具有多少民主性质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主要包括三类：城市恐怖主义、破坏运动和武装的政治宣传运动；城市市民、学生、工人及广泛的民众阶层展开的斗争运动；各种类型的罢工运动。[7]452在非洲，很少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除了大量的传统组织以外，有限的所谓公民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大大小小的农场主组织、独立的商人和追求那些属于中产阶级利益的协会、小商人或白领组成的协会等。因为大多数经济活动依赖于国家——国家合同、国家授予许可证、国家税费、农业市场委员会、国有及准国有企业等——相比其他地区，非洲公民社会更多地与政府相联系而独立性不足。[8]335
其次，民主化国家中的公民社会内部缺乏民主、整合的特征。托克维尔、帕特南等倡导者眼中的公民社会，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文明的、民主的公民社会，这一公民社会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限制国家的活动范围，联结国家与公民，通过其内在的民主机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创制、规范、制衡等作用。
显然，这种理想化的公民社会即使是在当代民主水平较高的国家中也是不多见的。因为公民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内部存在着大量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或机构。这些组织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是经济性组织，如产业联合会、商会、工会或企业主协会；二是政治性组织，如压力集团、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等；三是民间自愿组织，如私立学校、沙龙(或俱乐部)、公民自发性联合体等。这些不同性质、不同目的的公民团体的组织原则、运行机制或紧密或松散、或规范或散漫，不一定体现出协商、合作、参与、妥协等契约观念、制度观念、秩序观念等民主特征。对非洲公民社会组织的许多研究表明，这些组织主要是精英主导的组织，很少与基层民众相联系，组织内部很少体现出民主的特点。而如果这些组织内部缺乏民主，很难期望它们能够有效地推动民主发展。正如鲍迪指出，在缺乏强大的私人经济部门的非洲，公民社会的软弱是内生的——结社组织主要是由传统的、地域性的和亲缘关系的团体如宗派、语言团体、部族组织、宗教组织等构成。这些传统或新传统团体的特点是前自由或非自由的，具有等级化、家长制色彩以及其他非民主的价值，对民主态度冷漠，不感兴趣。这些传统的、非世俗的团体具有内在的排他性、沙文主义的特点，不愿意与新的、现代的团体联合，是非洲公民社会脆弱性的一个重要成因。[9]在非洲的塞内加尔、肯尼亚、赞比亚等国家，民主所遇到的困难不仅与制度设计有关，而且也与公民社会的无效和分裂有关。由于压力团体和反对派组织的分裂，由于公民社会被那些不负责任的领导人所把持，这些团体未能对国家构成有效的、一致的挑战，因此难以在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人们所期望的作用。[10]布希等人对中美洲一些国家的公民社会的实证研究后指出，公民社会组织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推动制度民主发展的结果，反而导致了大量的公民冲突。[11]与政治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一样，公民社会内部同样存在着不平等和统治关系，其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均衡格局主要通过权力竞争达成。不少学者认为公民社会组织内在地体现了民主的微观机制，是一个全国性民主制度的基础构成的观念，仅仅是将公民社会理想化的做法。在现实中，不同公民社会组织内部的民主参与范围、程度、水平变化极大，对于宏观层面上能否推动、巩固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微观机制中公民组织的不同结构，以及它们所受到的物质的、法律的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