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公民社会的民主化效应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民主依赖于人们的民主能力，而公民社会有助于人们发展出个人的民主能力，提供信息、教育公民，形成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培养协商能力，培育公民优点如宽容、信任、尊重他人和互助；其次，民主依赖一个强大的公共领域，因为集体决策及其活动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们理解和接受这些政策。公民社会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社会基础设施，在公民中间沟通信息，控制政治精英，组织公共商谈，形成公共舆论；第三，公民社会可以发挥制度性的功能，不仅在国家内部而且在其他机制内部，提供了代议活动和表达利益的渠道。它们可以提供反对政治精英的机制，提供替代性的治理渠道，解决政治冲突，协调跨部门、跨边界的政策，有利于维护政治合法性。
公民社会这些规范的民主效应在20世纪后期全球民主化运动中进一步被研究者用于解释民主化进程。一方面，由于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的观点在解释民主化进程时几乎遭到破产；另一方面，拉美的社会运动、东欧的公民组织在这些地区的自由化、民主化进程中的颠覆性活动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20世纪70年代的拉美地区，威权政权的压制活动与经济危机共同催生了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草根社会组织在动摇威权体制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80年代末共产主义世界的大动荡中，成百上千个反对派组织涌现于政治舞台并异常活跃，例如波兰的团结工会、东德的“新论坛”、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和公民论坛等。这些政治反对派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如波兰的团结工会就提出了“建立公民社会”的口号。在韩国，压制性国家与反对派、公民社会组织之间长期对立、冲突构成了民主转型的重要特点。即使在较迟发起民主运动的非洲地区，公民社会组织在民主化进程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例如展开关于新政治发展方向的争论、发布不同意见和开展多元政治、召开关于民族主权的大会和选举大会、为竞争性选举以及为选举产生的政府作好准备等。
民主化运动中公民社会的积极作用使人们相信，强大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化的前提，也是民主制度健康运作不可或缺的因素。一些学者甚至还大胆地预测，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公民社会的兴起。
二、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的脆弱性：现实的分析
然而，20世纪末期全球民主化现实并非如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想当然的那样，拉美、东欧、非洲等地区民主运动的现状表明，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被不恰当地夸大了。尽管在东欧、南美等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非洲、亚洲等地区的国家中，公民社会不是没有建立，就是软弱无力。即使是许多在民主转型时期非常重要的公民组织，在转型后的民主政治生活中却难以找到。
许多研究者推崇公民社会的民主功能，一方面坚信公民社会本身具备民主的结构和机制，认为公民社会的民主性可以向社会政治领域溢出，以公民社会的民主带动政治生活的民主；另一方面将公民社会看作是民主体系的运行要素之一，发挥着参与、影响、平衡政治生活的功能。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考察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政治现实时，可以发现，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难以承担民主深化发展的重任，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公民社会自身发育不成熟所导致的脆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