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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制度研究

  
  2.歪曲了政策执行力,损害人民根本利益。春秋时期,孔子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正所谓“事不公则心不平,心不平则气不顺,气不顺则难和谐”,收入分配的不公导致了民众利益的失衡从而加剧了民怨的累积。一是收入分配失衡带来的利益失衡累积了民众的积怨。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当基尼系数处于0.4—0.5,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报告,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35]。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2009年基尼系数高达0.47,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6]。今年两会召开前夕,新华网开展“你最关心的话题”网络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分配不公问题在18个选题中位居第一[37]。二是政策执行的扭曲错位与少数官员的贪腐行为损害了民众根本利益。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大多是对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政策和改革考虑不周或估计不足所致,一些政府的公共政策在执行中被扭曲,导致了公共权力行使的错位,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在利益失衡下的“权利贫困”,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根源,乃是权利的缺失”[38]。如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往往在拆迁中歪曲政策,损害民众利益,加剧了政府管理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四川汉源事件根源于县委书记与不法商人勾结的官商利益集团对征地农民利益的严重侵害而引发事件。在2008年的“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中,全国查出“以租代征”、开发区擅自设区扩区、未批先用三类违规违法案件3万多件,涉及土地336万亩[39]。吉林“通钢事件”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天平发生倾斜造成弱势群体更为弱势而爆发的群体事件。据中纪委通报的2009年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情况,其中查处的群体性事件背后的腐败案件有近300人受惩处[40]。纵观众多公共事件都反映出弱势方的“权利贫困”,其本质是公权力过于强大和过度滥用的结果。

  
  3.制约了改革发展力,阻碍民主法治进程。纵观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管理的矛盾,加大了公共行政的运行成本和改革成本,弱化了党群干群关系,阻碍了改革发展进程与民主法制进程。一是突发公共事件多发导致政策决策执行难度加大。多发的公共事件使政府的政策与决策的公共性和公正性备受质疑而导致执行难度加大。典型表现就是政府相关部门向公众公布的数据受到质疑,造成民众有严重的“被”现象,工资“被增长”、工作“被就业”、社会福利“被提高”,听证身份“被代表”……信任危机必然造成政府决策出台的难度加大,实施进程受阻,许多公共决策会出现时机性延误,严重制约改革发展进程。二是突发公共事件会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突发公共事件将加大民众与政府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弱化党群干群关系。据浙江省社科院发布的一份关于“社会关系与社会稳定”的调研报告数据显示:有超过五成以上的社会公众对干群关系“没有感觉”,同时,却有55%的公务员自认为干群关系“很融洽”或“较融洽”[41],反映出我们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存在的“认识鸿沟”。三是突发公共事件将降低公共行政效率。突发公共事件使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趋向于利益博弈状态,为有效解决事件化解矛盾,不可避免会加大行政成本,降低公共行政效率。四是突发公共事件会阻碍民主法制进程,突发公共事件的多发凸显了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而权利贫困更反映出法律制度的“缺失”,也反映出行政公权的滥用,彰显了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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