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怀疑”的神学理解方式及裁判功能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怀疑”是一种在没有获得“道德确定”性认识之前的理性状态。启蒙思想家洛克在《人类悟性论》一书中，按照人类认识外界事物的可能性程度，将认识分为“道德确定”(moral certainty)、“确信（confidence)”、“相信”( belief )、“推测”（conjecture)、“揣想”(guess)、“怀疑”( doubt)、“犹豫”(wavering)、“不相信”( distrust)、“不可能”( disbelief）九种形式。“最高层级的可能性（道德确定），是所有成员一致同意的状态，它是所有成员运用个人恒常和没有差错的经验知识的结果。例如，在案件中（所有陪审团成员）均根据个体经验确信由所有公正无私的证人所欲证明特定事实真相为真的那种情况，它给予我们的思想一种近似绝对真实可靠如证据欲以表明的那种信念”，这叫做“道德确定”，“接下来的一种可能性是，我根据自身特有的经验确信事实的存在，它获得了很多没有理由怀疑其证词真实性的证人的支持，其他人如果处在我的位置上也会同意我的观点”，这叫做“确信”……“当证人证词与一般经验矛盾，相关的报告与日常知识有冲突，或者证据之间有矛盾或者冲突，此时为获得正确的裁判结论需要运用智识进行精确分析，不同的证据表明事实真假的比例，通常的情况怎样，在特定案件中特定条件下的情况怎样，支持还是反对。……所有这些（运用智识进行分析后）状态，在头脑中就会形成所谓的相信、推测、揣想、怀疑、犹豫、不相信、不可能等几种情况”。{7}这是我国熟悉的英美刑事审判中证明标准九等级划分理论的思想来源。此处“怀疑”的理解，是在事实发现的层面，它的意义是确定人类认识外界事物的真实性程度。在这里，“怀疑”是认识理性的标志。
但是，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怀疑”只不过是基督徒的一种“主观焦虑状态”(a subjectivestate of anxious)，是当基督徒“鉴于有可能受到自己所作决定的不利影响，他们不知道是否应当做出那种决定”时所具有的焦虑。{8}英国17世纪晚期道德神学的领军人物杰里泰勒对这种神学意义上的“怀疑”曾做解释。{9}陪审团成员给被告定罪时。定罪的焦点问题并不在于他们“能否通过相关调查推测分析出特定的事实真相”，而是在于能否帮助他们有效地克服那种基于道德压力而产生的“过分拘谨的疑虑”，完成那些令人不快的刑事审判任务。18世纪的陪审团成员到庭审判案件时，都备有助于他们完成审判任务的道德建议，设计这些建议的初衷绝不是用以解决事实不确定性的问题，而是用以安慰、劝诱和刺激那些具有道德焦虑感的陪审团成员。在这里，“怀疑”是神学意义上“焦虑”的同义词，是道德责任的标志。
按照这种解释，“怀疑”的裁判功能，不是为了帮助陪审团成员确定案件事实的真实程度，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摆脱由于定罪判定而带来的道德压力。这意味着，“排除合理怀疑”规则确立的最初阶段，并不是给刑事案件事实设定较高的证明标准，使定罪判决变得更为困难。恰恰相反，是为了使定罪判决变得更为容易。这不难理解，按照神学家圣马太（Matthew）著名的神学禁止令“不要裁判，除非你被裁判”的教导，如果陪审团成员裁判被告有罪、判决被告死刑无异于谋杀，将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被告亲属的“血亲复仇”和上帝的诅咒有可能随时到来，尤其是当他把无罪当作有罪，那更是一种潜在的致命罪孽。鉴于此，“排除”陪审团成员对于有罪判决的“合理怀疑”，是前现代社会英美刑事审判的一个任务。这显然是为了使定罪判决更为容易。
二、形成神学意义上“怀疑”的条件
“排除合理怀疑”规则中的“怀疑”，如果确如学者所言，在原初只具有道德神学而没有认识科学的意义，需要解释两个条件性问题，一是当时案件的“事实问题” 不是主要问题，或者说“事实问题”没有“道德问题”重要；二是法官或者陪审团成员在裁判过程中确实存在道德焦虑，需要采取相应的办法和程序予以化解。
对于第一个前提，学者詹姆斯的解释是，在英美刑事审判早期，普通法的传统是将陪审团成员当作“证人”，{10}这是我国熟悉的“十二邻人陪审团”的情况。 “从公元8世纪起，法兰克国王就曾经传唤邻居调查团，……到了12世纪，英格兰的亨利二世登上王位以后，通过1166年颁布的《克拉伦登法令》授权使用陪审调查团确定某土地是由教会持有的特殊土地还是俗人的保有地”，从此邻人陪审团开始民事案件的审理。到了“1215年，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宣布废除神明裁判以后，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才（将陪审的范围）扩展到刑事案件中”。{11}这些当作“证人”的邻人陪审团成员，熟悉被审判的刑事被告的日常品性或者案件的情况，再加之早期的案件在事实认定方面的问题，由于当时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陪审团成员认定案件事实情况并没有如同现代社会那样的证据障碍，因而在英美普通法出现的12世纪，到最终形成“排除合理怀疑”规则的18世纪中叶，刑事案件的“事实问题”并不是刑事审判关注的重心。{12}刑事审判“只是一种神圣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法庭和陪审团有责任对犯罪事实已相当清楚的被告进行刑事处罚，正如布兰克斯通在他自己生活的18世纪所说的，‘针对被告的犯罪控诉，最终需得到与被告身份相同的邻居（陪审员）的一致同意’。在这些案件中，邻居审判邻居，被告通常情况下显然有罪，这样陪审团成员受案件事实问题困扰的情况，要比现在少得多。”{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