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英美刑事陪审团出现以后，詹姆斯关于“怀疑”裁判功能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一种“道德安全论”。即陪审团成员基于自身的道德安全考虑，全盘接受古已有之的基督教裁判杀戮报应的神学教义，在确定被告是否有罪的问题上谨小慎微，导致大量实质有罪但被判无罪的案件出现。这样“排除”刑事陪审团对于有罪案件的道德“怀疑”，确保他们能够对明显有罪的被告定罪，是“排除合理怀疑”规则出现的最初宗旨。
五、评述及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理论的意义
伯尔曼认为，“假如不去探讨西方法律传统的宗教方面的话，要理解这一传统的革命性质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西方法律体系的基本制度、概念和价值都渊源于11和12世纪的宗教仪式、圣礼以及相关学说，反映着对于死亡、罪、惩罚、宽恕和拯救的新的态度，以及关于神与人、信仰与理性之间关系的新设想。在经历了若干世纪以后，这类宗教态度和设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今天，它们的神学渊源似乎已经走向枯竭。但是从它们中衍生出来的法制制度、概念以及价值却仍然得以保存，并且大体上没有变化”。他进而断言，“西方法律科学是一种世俗的神学，它之所以经常被认为没有意义，是因为它的神学前提已不再被人们接受 ”。{43}它表明了从道德神学方面研究英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这种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有关“怀疑”的“道德安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英美刑事陪审的一些制度安排。在刑事证据法上，英美刑事陪审制度有三个奇特之处。第一是用得少，大量刑事案件都是通过辩护交易结案，真正通过陪审团这样正式的庭审方式进行证据调查的案件，并不太多。第二是庭审过程中的“消极被动”，要求陪审团成员，被动地听取两个职业法律人所讲的“故事”，此前不需要任何准备，此中也不需要进行任何的发问，此后更不需要在判词中给出任何理由。第三是评议阶段中的“秘密讨论 ”和“一致同意”。笔者认为，有关“怀疑”的“道德安全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评议阶段的“秘密讨论”和“一致同意”这样的程序安排。既然英美刑事审判不需要给出任何判决理由，就可以直接宣布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那么秘密讨论当然要比公开讨论，对于陪审员具有更多的道德安全感。可以设想，在“秘密评议 ”阶段，对有罪无罪的问题肯定会存在不同意见，{44}这种赞成或者反对的声音会随着讨论的逐渐展开，或者加强或者减弱，反对者会成为少数派。在反对者理由不是那么充分或者基于共同完成陪审的现时考虑，反对者最终会听从或者屈从多数人的意见。这样无论对赞成一方还是反对一方而言，秘密评议都会让他们感到这是一种“集体参与”方式，任一成员既不可能比其他成员享有更多的道德优越，也不可能比其他成员具有更多的道德挫败，因而可以想见，一致结论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做出。事实上，美国现在对于所有死刑案件均要求12人陪审团的一致结论，有45个州要求一般刑事案件在6人以上的陪审团审判的判决无异议。{45}关于“一致同意”，前文所述及在17、 18世纪主要是一道德分担原则。而在12世纪，“一致同意”是指巡回法官在裁断案件中需要找到12个邻人的宣誓证言以表明此案具有一定“公众知晓度”，如果遇到双方的说法具有冲突，双方都需要找到12个邻人来进行宣誓。{46}
其次，有关“怀疑”的“道德安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实践操作方面疑难问题。在理性认知层面上，由证据认识案件事实这种认知过程的主要特征，是立基于不完全信息量之上的确定性判断。这种判断由于事实真相已经过去，不可能具有一种“绝对真实”的参照标准，因而在最终判断中多少带有一些不确定的成分。证明标准的认知意义就在于，它告诉我们在最终判断中可以容忍多少这样的不确定性。尽管我们理论上可以很清楚地说明，高于证明标准的认知判断，可以视同为确定性判断，其中一些不确定的认知成分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实践把握上却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与日常的经验判断或者逻辑判断相反的情况下，追求不同于日常经验或者看似矛盾的确定性认识，不仅需要很大的实践勇气，甚至要忍受来自社会不同层面的批评和质疑。如果“排除合理怀疑”诚如詹姆斯研究结论所言，在确定之初只不过是诱哄那些对案件定罪问题犹疑欲以采取“道德安全”办法定案的陪审团成员的一种定罪工具，那么后来英美刑事证据法欲以通过“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来获得对案件的确定性判断，走过的是一条“道德神学一认知科学”的艰辛探索之路。试想，在认知层面上，“怀疑”是一种主观状态，“合理怀疑”是一种主观状态，“排除合理怀疑”也是一种主观状态。在一个人相同的主观认知背景之下，如刑事陪审团成员，他怎么可能在“怀疑”中确定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他怎么可能知道他对“怀疑”中合理成分或者不合理成分的确定，哪些又是正确的，哪些又是错误的。日常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认知现象。{47}在不同的国家，由于不同的法律语境，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证据制度安排，但是由证据回溯认识案件事实的认知规律却是共同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怎样看待“排除合理怀疑”的固有疑难问题，怎样形成具有我国语境特色的实质操作标准，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思考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