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纳税义务中“无知之幕”
在课税中，是否也可以假定每一个纳税义务人就是罗尔斯所称的“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从而达成一个关于税收的正义的协定？那让我们来试着假定，现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这样的人：（1）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出身，不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2）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现在或将来可能会拥有的一切资源，包括物质上的如土地，以及人天自所拥有的聪明才智等禀赋；（3）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即处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或总体的社会制度；（4）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生活中应当有什么样的计划，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计划以满足自己的一系列需求；（5）他们不知道他们之间可能相互冲突的任何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即将这些偶然的因素进行排除。
通过以上的假定，我们将纳税人置于一个“无知之幕”的背后。然后让他们来选择对于自己最有利的纳税负担的评判标准。这时，每个人都只能根据最一般的标准进行选择，因为他们不知道将来当标准选定后，自己将会是什么样人，将会拥有哪些禀赋。他们在将来可能一辈之都是纳税人，也可能在将来成为国家征税机关中的一员，在纳税人中，他们可能有一些将来会成为巨富，有些可能会成为穷人等等，这些对于“无知之幕”后面的纳税人而言都是可能的。
（三）“无知之幕”背后，纳税人如何分配纳税义务，从而达成公平的税收协议的推理
在“无知之幕”背后，每一个人都是无知的人。但是他们并不是一无所知的，正如我们上文所说的，罗尔斯认为在无知之幕背后的人对于所被采纳的正义原则都有理解和执行的能力，并且，他们存在着除了一些影响选择正义原则的特殊条件以外所有最一般也是最朴素的情感的。在此，我们要知道设计出一个事事公平分配的社会准则是有困难的，因为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尽管如果能设计出来的话就可以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或者，就算是原始状态的人设计了一种把阶级差异缩小到尽可能小的社会制度，那因为他们是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制度执行起来是否就像他们想的一样。因此，在原始状态中的人也会知道，未来的社会是可能会存在贫富分化的。因此，在这里我们还要假定，每一个人都是害怕自己成为这个未来制度的受害者，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社会中最底层的人，当然每一个人也都可能成为最富有阶层的人，在此，我们是否可以再设一个假定，与成为社会最富有的人相比，成为社会最底层的人，即穷人或贫民更加令原始状态下的人厌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希望向上爬升的，成为这个社会中的富有者，而不愿意成为这个社会中的贫民，趋利避害是每个人一生下来的本能。虽然在此如果我能再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可能更具说明力，但是这里我只需要假定一个与我们社会最相近似的情况就可，而且我也相信，这样的假定与我上面所说的假定并未有矛盾，而且，这样的假定也是基于最一般人的最朴素的情感而得出的。在“无知之幕”背后的人是不知道这种令人厌恶的状况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此时，每个人害怕自己成为贫民的人为了避免自己成为最底层的人的困境，在不能依靠自身努力走出来的时候，唯一能想到的合乎法律的办法也许就是要求国家提供更多的资助和扶持，而向使国家为最底层的人提供足够的资助和扶持，最需要的是便是财政资金，而财政资金的来源是税收。因此，我认为这些幕后之人最可能的选择方式应当是要求对富有的人课以尽可能多的税，而对最贫穷的人不课税。但是，根据上文所说的最朴素的情感所假定的，可以推知，处于幕后的人也应当知道这样一种事实，虽然每个人都想成为最富有的人，但最富有的人是有限的，或者说在社会上是少数的，而较多的是处于最富有和最贫穷之间的中间状态。而他们自己最有可能处于的是这样的中间状态，对于这样的中间状态，幕后人应该是这样思考的，既然要防止自己成为最贫穷的人，那么就要求对最富的人课税，但仅对最富有的人课税是不足以满足这样的需要，因此，也必须对处于中间阶层的人课以税收。对于幕后之人而言，他们清楚虽然自己都不愿成为最贫穷的人，但他们也明白，成为最穷的人必竟也可能是少数，而最有可能成为的是中间阶层的那部分人，当然，在他们选择一个他们都认为的正义的原则时，他们会认为对最富有的人课最重的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中间阶层，则不应当课以与最富有的人一样的重税，这是中间阶层的人所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公平的，然而，税还是要交的，否则最穷的人将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和扶持，那么当然此时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中间阶层交的税应当是比最富有阶层较少的税。而这样一种形式，与我们在上一节所讨论的公平课税的标准是否是相近似的？我们在上一节的结论是税收公平应当依能力标准确定，也可以说是量能课税原则，能力大者多纳税，能力小者少纳税，无能力者不纳税！只有达成这样的安排和协议，才是能让每一个“无知”的人所能接受的，因为它已经考虑了每个人可能达到的最坏情况，并对这种最坏的情况进行了救济和扶持，使每个可能达到的最坏情况的人也能在这个社会中获得尽可能大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