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企业的“所有人”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完全不是企业的客户，而只是负责控制企业运营和获取最终净收益的人，但实践中却很少如此的原因。因为使得一种客户成为企业的所有人，至少可以节省这一部分生产要素的市场交易成本。而为了最大化的节省交易成本，企业也有必要根据自己的情形考虑选择哪种客户成为企业的所有人。

　　其次，除了交易成本外，企业经营成本还包括所有权成本。企业所有权的核心权能：控制权和剩余收益索取权在行使时并不是无成本的，而是通常包括对管理者的监控成本、所有者之间的集体决策成本与风险承担成本这三大类，这种“所有权成本”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例如，如果工人集体拥有了企业经营的决策权，则由于不同年龄、岗位的工人的利益存在异质性甚至冲突性，会带来一些问题。企业一旦倒闭，老工人因为很难再就业，故希望稳健运行，而年轻工人则更愿意以冒险进行激进经营，导致双方争议的发生和较高的决策成本。

　　故而，当我们判断一个、一类企业的所有权形式如何经由交易成本和所有权成本的高低权衡来决定时，就回到了法学研究的领域内，即各方主体的自身地位、彼此势力的消长决定的各种行为互动模式，以及法律如何通过对特定作为不作为的鼓励、限制与禁止，来实现各方主体权利义务的重新调整和衡平，来实现企业经营效率的最大化。

　　二、企业所有权研究的基本结论和基本进路

　　汉斯曼企业所有权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市场交易成本和所有权成本加起来，综合决定了每一个企业的所有权形式，特别是每一个行业在每一个时空条件下的主导所有权形式。

　　这并不是笼而统之的说两个因素都重要，“既要看这一点，又要看那一点”的庸俗辩证法。事实上，本书通过理论的步步质驳辩论和大量的实证数据资料，明确地提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权成本的作用更大一些，企业所有权人之间能否顺利的、低成本的实现对企业管理人的监督，和所有人彼此之间的集体决策成本（风险承担问题都相对次要一些）是企业所有权形式选择的关键，其影响远大于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

　　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细致的、分门别类的对多种企业的所有权形式的形成、演化予以了分析，并归纳出了类似的解释理由。例如：

　　“只要决策成本不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即使某一行业中劳动力的市场交易成本比其他行业或其他种类的雇员的雇用成本要低得多，作为一种降低这种交易成本的手段，雇员所有权就还是有它的价值”。（页135）“当所有权的成本比较低时，即使不存在可能造成市场交易成本上升的严重的市场缺陷”，生产者合作社（包括投资者所有的、雇员所有的和农户所有的）也会相当成功（页214）。“同市场的交易成本相比，所有权成本在确定（顾客所有的企业如零售、批发和供销企业）所有权模式这个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要重要的多”（229页）。“市场交易的高成本对于消费者所有的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所有权的成本，特别是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所有人集体决策的成本才是起决定性的因素。”（244页）“决定公用企业所有权形式的关键因素不是风险承担和融资渠道等其他条件，而是企业的顾客人群在利益上的意志程度和在构成上的稳定程度。”（页264）

　　简言之，如果某一种行业的企业的经营活动所涉及到的某类客户由于同质化程度较高，便于沟通，能够低成本的监督管理者与形成集体决策，那么他们就很可能成为该行业的企业所有人。诸多外在的、比较明显可为人感知的交易成本因素，反倒不是真正的重点。

　　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的感性认识是一想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就是大量的投资者所有的、“资本家”的企业。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体现了一种市场经济还比较稚嫩、自由企业的百花齐放还没有实现的阶段而已。在美国这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非投资者所有的企业是相当昌盛，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奶农生产者合作社，1980年的市场占有率高达47%；即使我们不很熟悉的消费者合作社，如普通农业或住宅用户联合所有的供电合作社也在美国承担着十分之一的人口和生产用电，拥有的输电网络占全美的45%（页246）。而如果考虑到“消费者”的概念实际上可以包括任何商品、服务的购买者，则有更多的此类企业为我们所知，包括赫赫有名的万事达（由经营信用卡并提供相关服务的银行合作拥有）、美联社（由它服务的媒体共同拥有等（页230）。

　　故而作者强调，“不同的所有权形式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他们的角色也在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页8），为了体现这一点，他尽量提供了大量细节性的材料，希望通过事实来说话，并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一种简明而有力的方法：在考察每一种企业组织形式的时候，首先考察这种组织形式的分布范围，然后再寻找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分布模式的理论工具，诸如某种行业的生产经营特点所决定的市场交易成本和所有权成本的高低，以及相应的，为降低这种成本所需要的企业所有权形式。[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