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证据，是指承载证据信息（事实与意见），而以特定形式表现出来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人证、物证与书证。人证，是当事人、了解待证事实有关情况的其他人（包括事实调查者）、以及专家证人所作的言词证明；物证，是具有证明作用的各种物质和物质痕迹；书证，是以其记载的内容和表达的思想证明待证事实的文书以及其他材料。在这里，人证与书证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交叉，因为绝大多数书证是人的记载，与人证有相似性。但大体上划分，人证是现实的言词证明，书证是历史的书面记载。历史学中的典籍文献即为书证而非人证。这种划分的意义是便于确立不同证据的使用规则。如在法律程序中，人证的作证需遵循“直接、言词原则”或“排除传闻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在事实判断者面前以言词方式作证并接受各方的质询，事实判断者可以通过作证过程辨析言词真伪。而对于书证，则无法贯彻这一要求，因此确立另一规则，即所谓书证的“最佳证据规则”，以原始书证为证明力最强的证据，而各种复制件的证明力则次于原件，除非证明其与原件无异。对于物证，要遵循“鉴证规则”，即提交法庭的物证必须来源于案件现场或者案件发生的过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录音、录像以及多媒体等新的证明手段，但仍可以将通过这些手段获取的证明资料划归三大基本证据种类。不过，为了更为细致地把握证据的特点并对其使用进行规制，对三大证据种类可以作进一步划分，如将人证区分为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专家证言等，将书证区分为勘验、检查笔录以及其他书证等，即如我国诉讼法对具体证据类型的划分。

　　证据对于待证事实的相关性或证明力，应当被看作证据的本质。在具体证据材料的搜集与使用中，还应注意其进入某一证明过程并作为判定待证事实依据的资格，即所谓“证据能力”问题。这一要求，在诉讼证明中尤为突出，因为诉讼证明要求“程序的正当性”，以非法手段搜集的证据即使有证明力，也可能因其对其他法律价值的损害而被排除于证明过程。为了规制证明程序，我国证据法学界长期坚持证据的“三性说”，即认为在法证据学中，证据的根本属性为客观性、相关性与合法性。然而，这里的合法性应当只是针对具体的证据材料提出的要求，而证据事实、证据意见，因为其抽象性而并不涉及合法与非法的规范性评价。因此，“三性”说虽然是十分有用的证据应用评价标准，但也需限定对象，以避免分析上的混淆。

　　（二）证明的必要性与证明机制的启动

　　事实证据学意义上的证明，是用证据再现某种事实。证明机制的启动，首先需要明确两个前提性问题，即向谁证明，以及何时需要证明。
　　如做严格的语义解读，证明一词具有他向性。即对某种事实，证明者明而“他者”不明。“他者”，为其他的事实判断者，如法律程序中的法官和陪审员。因此，证明就是提出证据并说服“他者”接受其所构建的事实的过程，有学者将证明的责任划分为举证的责任和说服的责任。而反他为我，站在事实不明者的认识立场，对事实的发现应当被称为“查明事实”。这里的查明，包括被动地接受证明以及主动地搜集证据做出自己的结论。查明与证明往往是同一主体所经历的不同认识过程。案件的侦查员，首要需要查明案情，然后以搜集到的证据证明案情，使法官能够得出同样的事实结论。法官亦同，首先通过审判程序查明事实形成心证，然后在判决书中叙述其心证的形成过程——向社会、向当事人、向上级法院证明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查明与证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得有学者将其统称为证明，前者称“自向证明”，后者称“他向证明”。似乎这是一种对证明一词的扩大解释，超出其本来的语义。不过，在证据学中，他向的证明与自向的查明（判断），可能使用同样的方法，因此除某些与主体有关的特殊问题外，可将其作统一的论说，即以证明同时指代查明。

　　如上所述，证明的必要性在于事实判断者对待证事实不明。反之，事实已明则只需直接作出事实判定，而勿需启动证明机制。那么，何种事实为已明事实，也需要证据学作出适当的界定。

　　一般说来，无需证明的事实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即所谓“显著的事实”。这是一般人不怀疑的事实。第二种是因特定原因不需证明的事实。如因习惯或因显在的规范确认而适用推定的事实。如自然人失踪4年依据法律推定为死亡，只要能够证明其基础事实，即某人失踪4年，对其死亡的事实不须证明即可认定，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存在。第三种无需证明的事实是特殊主体掌握的事实。此时，无需证明的事实是一个语境性概念，对普通主体需要证明的，对一些被设定为已掌握这些情况的特殊主体则勿需证明。例如某一历史事实针对普通人需要证明，而对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该时段历史的历史学家则可能勿需证明；法律的一般内容对普通人需要证明，对职业法官则勿需证明，因为法官知法是司法制度所设定的前提。

　　（三）证明的限度

　　证明，是证据学的手段，也是证据学的目的。因此，证明度问题，即事实证明的可靠性与客观性，是证据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以历史事实为认识对象的证据学，不同于实验科学，它对事实的认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以及不确定性，因此只能实现一种认识上的盖然性，它对客观真实的回复是有限度的。事实证明的盖然性，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经验的局限性。经验是证据判断的前提。经验的局限性即经验法则的局限性与相对性，表现之一是人的经验在数量上的有限性。人的实践空间是无限的，而人在其实践活动能够获得的经验在数量上也是无限的，然而，在特定的时空，人的经验及其所获得的经验知识是有限的。以有限经验应对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事实判定需要，就显现出认识资源不足。表现之二是获得经验所经由的逻辑通道的局限性。人的经验主要经由归纳推理而获得，而归纳推理是一种不完全的推理，它对真理把握的功能是有限的。即如逻辑经验主义者常举的一个例子，人们由经验得出凡是天鹅都是白色的这样一个判断，但只要出现一只具有天鹅全部性状特征的黑天鹅，这个前述判断就被击破。这种或然性也是因为归纳推理所产生的结论只能表现事物的常态，但事物在其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因为某种或某些因素的出现，可能出现非常态，这种非常态往往为经验所不容，这也是经验局限性之所在。例如，老年人由于较多的社会阅历往往处事稳重，但并非全都如此。刑事被告人由于自身利益决定其在供述时往往避重就轻，如果我们总是依据常态性经验处理问题，就可能出现对非常态现象的误判，犯了所谓“经验主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