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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洪波（1970-），男，重庆江津人，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师，主要研究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和司法制度。
【注释】 参见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兼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参见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与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参见何家弘：《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兼论司法证明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参见前引，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文。
参见金岳霖：《知识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08、738－748页。
参见彭漪涟：《事实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页。
参见陈嘉映：《事物，事实，论证》，载陈嘉映：《泠风集》，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182页。
参见韩林合：《分析的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8－189页。
参见张继成：《诉讼证明标准的科学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参见（德）石里克：《普通认识论》，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37页。
参见陈光中：《严打与司法公正的几个问题》，《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2期。
参见张继成、杨宗辉：《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质疑》，《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页。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页。
参见前引，樊崇义文；前引，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文；卞建林、郭志媛：《论诉讼证明的相对性》，《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
有代表性的论述，参见吴宏耀、魏晓娜：《诉讼证明原理》，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247页；熊秋红：《对刑事证明标准的思考——以刑事证明中的可能性和确定性为视角》，《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宋英辉、吴宏耀、雷小政：《证据法学基本问题之反思》，《法学研究》2005年第6期；龙宗智：《“大证据学”的建构及其原理》，《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
参见王敏远：《一个谬误、两句废话、三种学说——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哲学、历史学分析》，载王敏远编：《公法》（第四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202、242－243页。
参见，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文。
参见王路：“译者序”，载（美）奎因：《真之追求》，王路译，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5页；《“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1页。
参见前引，彭漪涟书，第30页。
参见刘金友：《实践是检验司法证明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与何家弘教授商榷》，《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
参见前引，金岳霖书，第779页。
同上书，第836－837、872页。
参见前引，彭漪涟书，第145－150页。
参见（美）兰德：《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江怡、李广良等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参见张志成：《逻辑思维与司法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1页。
参与周叔厚：《证据法论》（第三版），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333页。
参见王亚新：《刑事诉讼中发现案件真相与抑制主观随意性的问题——关于自由心证原则历史和现状的比较法研究》，《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2期。
前引，樊崇义文。
参见李力、韩德明：《解释论、语用学和法律事实的合理性标准》，《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
参见陈景辉：《事实的法律意义》，《中外法学》2003年第6期。
参见易延友：《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以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为中心》，《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
参见前引，王敏远文，第236－241页；王敏远：《再论法律中的“真实”——对相关问题的补充说明》，载陈泽宪主编：《刑事法前沿》（第2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348页。
参见前引，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文。
参见张继成：《论命题与经验证据和科学证据符合》，《法学研究》2005年第6期；《对“科学的刑事证明理论”的哲学、逻辑学批判》，载陈泽宪主编：《刑事法前沿》（第2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409页。
参见张建伟：《证明标准研究中的模糊视阈》，《政法论坛》2005年第6期。
有代表性的，参见何家弘：《中国证据法学前瞻》，《检察日报》1999年9月2日；汪海燕、胡常龙：《自由心证新理念探析——走出对自由心证传统认识的误区》，《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锁正杰：《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前引，王敏远文，第227－228页。
参见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参见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3－396页。
参见陈嘉映：《哲学与求真》，载陈嘉映：《泠风集》，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参见（英）达米特：《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任晓明、李国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参见（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3页。
（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1页。
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95页；《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版，第103－164页。
参见前引，陈嘉映书，第188页。
同上书，第358－360页。
参见（美）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7－53页。
同上书，第20－21页。
参见前引，陈嘉映文，第180页。
参见（德）伽达黙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版，第605－626页。
参见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171－174页。
参见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203页。
关于这种差异的一些初步比较，可参见拙作：《证明标准视野中的证据相关性——以刑事诉讼为中心的比较分析》，《法律科学》2006年第2期；《客观证明与情理推断——诉讼证明标准视野中的证明方法比较》，《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
参见拙作：《“以事实为根据”——刑事诉讼的定罪基本原则》，《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参见前引，樊崇义书，第190－203页。
有代表性的论述，参见前引，樊崇义文；前引，何家弘文；前引，卞建林、郭志媛文；汪建成、孙远：《刑事证据立法方向的转变》，《法学研究》2003年第5期。
参见前引，李力、韩德明文。
有代表性的论述，参见前引，吴宏耀、魏晓娜书，第246－247页；前引，熊秋红文；前引，宋英辉、吴宏耀、雷小政文；前引，龙宗智文；前引易延友文；李玉华：《刑事证明标准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8页。
参见栗峥：《超越事实——多重视角中的后现代证据哲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140、165－172页。
参见前引，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文。
参见张建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现代法学》2002年第2期；前引，张建伟文。
参见（英）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俞宣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关于本体论哲学以及有关问题的较好分析，可参见前引，俞宣孟书，第183－401页。
参见前引，第75页。
参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页。
参见金岳霖：《知识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页。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曾说：“如果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一致的话，科学就成了多余的东西了。”（转引自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这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有区分“本质”和“现象”的必要，但按其本意，这里的“本质”并非一个形而上学的范畴，如果以本体论哲学审视，基本上可以说，它不过是“经验现象”的特定层次，因此，这里的“本质”与“现象”的二分并不和“本体”与“经验现象”这种二元划分直接对应。
参见（英）罗素：《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75页。
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235页。
参见陈瑞华：《从认识论到价值论——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构》，《法学》2001年第1期。
在此意义上，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有学者关于证明标准的一些讨论存在着问题，但其认为“某项证明是否达到了令人信服的程度或清楚的程度，是个只能诉诸于科学、常识的事情”，无疑具有一种直觉的正确性。参见前引，王敏远文，第266页。
关于哲学、科学和经验常识之间的关系，可参见陈嘉映：《哲学科学 常识：神话时代以来的理知历程——人类心智所展现的世界图景》，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250页。
与此有关的一些分析，可参见（美）托马斯·奥斯本：《启蒙面面观——社会理论与真理伦理学》，郑丹丹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3－116页。
参见（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37－339页。
关于中国民事司法中的证明问题，我将在《中国民事证明的“刑事化”及其附带后果》一文中进行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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