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设置推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司法证明的困难，体现国家的刑事政策，减轻检察官的诉讼负担。因此推定的范围应该主要限于检察官难以进行司法证明，同时又是国家刑事政策重点针对的特定犯罪。例如，与职务腐败有关的犯罪（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受贿罪），国家从严打击的犯罪（如毒品犯罪），为保护特殊法益而设定的犯罪（如交通肇事罪），隐蔽性较高证明有困难的犯罪（如金融诈骗罪、涉及赃物的犯罪），等等。

　　应当注意，刑事政策因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不应将眼光局限于国外设立推定的具体罪名，[6]而要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现实问题和特殊需要进行探索。但是，仍然要时刻将限制推定的适用作为研究推定问题的首要观念，不能将不属于推定领域的问题笼统地纳入推定范围，[7]应当将推定作为一种末位的方法，是证明的替代方法，只有穷尽一般证明方法仍无效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刑事推定虽然是一种末位规则，但其在犯罪控制方面所起的震慑作用却是巨大的。因为它体现了国家从严打击某种犯罪的决心，是为严密法网而设计的，较之一般的法律规定，对罪犯更具有威慑力，以此控制某种犯罪行为的发生率。

　　例如，交通肇事罪便运用了推定，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典型的推定的运用，只要有交通肇事逃逸这一基础事实发生，便不用经过证明，直接推定司机对交通肇事负有责任，法条背后的训诫是：如果交通肇事，不要逃逸。又如我国刑诉法与刑法学界近年争论不休的奸淫幼女行为，[8]从程序上看，让检察官拿出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知”幼女不满14周岁是非常困难的，应该从立法中对这一要件予以排除，推定被告人“明知”，由被告自己承担“确实不知”的证明责任；从实体上看，则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明知”是不可缺少的主观要件，必须证明。其实，《刑法》第236条第2款之所以单独列出强奸幼女行为，其立法意图是对幼女进行特殊保护，对与幼女发生性关系者进行从严打击，以此警戒世人，从而积预防这类犯罪的发生。而设置推定恰好体现了法律的这一规训目的，符合其立法本意，因此大可不必形式主义地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