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的第二点涉及悖论的创造性特征。[20]“悖论”这一术语意味着一种观察或描述的现象——即对一种描述的接受也导致对相反描述的接受。对悖论的观察，例如某些发生在将符码应用于其自身中的东西，[21]堵塞了系统的观察和描述，即使在同一时间观察者必须承认系统的自创生并没有为悖论所阻碍。换句话说，系统能够作为一个悖论系统同时被观察和不被观察。此时观察者必须通过询问系统如何对其自身去悖论将这种自我悖论化转化为它的对象的一种特性。[22]
这些反省对外部观察和自我观察都是适用的，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陈述问题：社会学和法律理论能够在其上进行合作。当然这可能预先假定了法律理论要重新构思那些在过去视为当然的事物，并且在现在把他们视为具有去悖论化的功能，因此实现从自然的到人为的必要性的转变。[23]并且，这种再概念化只有当社会学能够为通向未知的下一步、为曾经潜在的东西的阐明提供比它到目前为止所能提供的更高理论确定性时，才会变得可能。
【注释】作者简介：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 译者注：简单机器是控制论中的一个概念。凡是一个自然规律也好，一个转换机制也好，只要是能够表达为一个传递函数，把输入变量x确定地转为输出函数y，并且在数学上可以用y=f(x)这样的表达式的所有的系统，包括像汽车、飞机、所有的人造机械，都可以称之为简单机器。简单地说，凡是给定某种确定的输入就一定能得到某个确定的输出的机器，都是简单机器。
* 译者注：间离效应是叙述体戏剧运用的一种舞台艺术表现方法，为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首创。这种表现方法要求演员在感情上与角色保持距离，其意义在于让观众对所描绘的事件有一个分析和批判该的立场，调动观众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其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
对一些当前的研究来说，并没有分享一种共同的理论基础，参见Historische Soziologi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IUS Commune Sonderheft 26 (E. V. Heyen ed. 1986) .
所谓自创生系统是指“通过其元素的互动而生产和再生产其自身元素”的系统，参见See Teubner， Introduction to Autopoietic Law， in Autopoietic Law， A New Approach to Law and Society 1-11， at 3 (G. Teubner ed. 1987).以及 N. Luhmann， Rechtssoziologie (2d ed. 1983) ( English translation，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aw， E. King & M. Albrow trans. 2d ed. 1985).
参见N. Luhmann， Soziale Systeme： Grundriss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1984) .
参见E. Morin， La Methode： La Nature De La Nature (1977). 在生物学方面可参见F. Varela， Principles of Biological Autonomy (1979).
关于这一点更详细的讨论参见N. Luhmann，前注1。
参见Foerster， What is Memory That it may Have Hindsight and Foresight as Well？， in The Future of the Brain Sciences 19-64 (S. Bogoch ed. 1969).
一个重要的后果是，法学家比其他职业更加具有一种对其自身实践的政治语境的理解，参见Lange & Luhmann， Juristen—Berufswahl und Karrieren， 65 Verwaltungsarchiv 113-62， 157 (1974).
一个例子是S. Linguet， 1 Theorie Des Loix Civiles， Ou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ete (London 1767) 一书中的
参见Varela， L‘auto-organisation： De l’apparence au mecanisme， in L‘auto-Organisation： De La Physique Au Politique 147-64 (P. Dumouchel & J. Dupuy eds. 1983) 一书中“通过投入的耦合”和“通过封闭的耦合”之间的区分。
一个类似的问题产生于法律与神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已经在文献中被更为广泛地进行了讨论，参见D. Pollack， Die Religionstheorie Niklas Luhmanns Und Ihre Systemtheoretischen Voraussetzungen， (1984) ； F. Scholz， Freiheit Als Indifferenz： Alteuropaische Probleme Mit Der Systemtheorie Niklas Luhmanns (1982) ； Theologie Und Funktionale Systemtheorie： Luhmanns Religionssoziologie In Der Theologischen Diskussion (M. Welker ed. 1985) ； Moritz， 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n der DDR， 110 Theologische Literaturzeitung 573 (1985) ； Pannenberg， Die Allgemeingultigkeit der Religion， 11 Evangelische Kommentare 356-57 (1978).
关于把论证作为对冗余的处理而进行的重构，可参见N. Luhmann， Die Soziologische Beobachtung Des Rechts 31-38 (1986). 以及G. Lazzaro， Entropia della legge (1985).
这种影响的一个例子可见于布莱希特式剧院当中，在那里观众被阻止参与到戏剧里的角色中去。
参见Y. Barel， Le paradoxe et le systeme： essai sur le fantastique social (1979) ； Barel， De la fermeture a l’ouverture en passant par l‘autonomie？， in L’auto-Organisation， supra note 9， at 466-75 .一个关于法律理论历史中的个案研究可参见 Luhmann， Die Theorie der Ordnung and die naturlichen Rechte， 3 Rechtshistorisches Journal 133 (1984).
参见Lofgren， Some Foundational Views on General Systems and the Hempel Paradox， 4 Int‘l J. General Sys. 243 (1978).
在这一点上，考虑到被广泛接受的“组织”的概念，可参见K. Weick，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ing (2d ed. 1979).
为了获得现代图景，请参见J.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1976)； Thompson，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18th Century， 50 Past And Present 76 (1971).
为了说明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可以通过一个18世纪的例子来说明：由于纽扣制造者的原因，法律规定不得以与服装同样的纤维来制造纽扣。参见V. de Riqueti， Marquis de Mirabeau， l’ami des hommes 90 (Paris 1883) .
参见Marquand， Religion und Skepsis， in Die Religiose Dimension Der Gesellschaft： Religion Und Ihre Theorien 45 (P. Koslowski ed. 1985)
P. Nonet & P. Selznick， Law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 (1978).See also Teubner， Substantive and Reflexive Elements in Modern Law， 17 Law And Soc. Rev. 249-284 (1983).
参见K. Krippendorff， Paradox and Information， in 5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45-71 (B. Dervin & M. Voigt eds. 1984).以及Ortensio Lando， Paradossi， Cioe Sententie Fuori Del Commun Parere (Vinegia 1545)， and Confutatione Del Libro De Paradossi Nuovamente Composta， In Tre Orationi Distinta (n.p.， n.d.) .
但是它同样也会在许多其他事件中发生，在那里区分被作为理由使用。因此，举例来说，所有根据先验理论对法律的辩护都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先验与经验之间的区分本身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但是这种区分本身可能是经验的，因为是康德在一个历史中的特定时间——即18世纪末——引入了这种区分。
同前注11。
同前注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