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民事，经济判决书应详写判决理由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38条明确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但事实上，很长的时期以来，法官只注重事实的调查与认定，不重视判决的说理。在法院内部，对司法裁判的要求通常是：“通俗易懂、简洁明了”八个字，这在过去因法律很不健全，人们的法制观念相对较弱的情况下，无疑是不得已的做法。[lxvi]但在今天，随着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权利意识普遍增加。对司法的公正和裁判的正义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此情况下，仅仅对判决书提出“简洁明了”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严格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
138条的规定，在民事、经济判决书中详细写明判决理由。
从目前我国司法裁判的现状来看，民事经济判决的说理部分普遍存在着如下缺陷：
第一，说理不充分且缺乏针对性。判决理由是指法院根据已经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所阐述的裁判的理由。而目前的民事经济判决书中说理部分十分单薄，首先表现在未能根据特定案件的事实，进行有条理的，有逻辑性的分析，以明辩是非责任。许多判决书在阐述已认定的事实以后，便直接作出裁判结论，至于为什么从理论事实中应得出某种裁判结论，往往一笔带过。从而命名裁判结果不能令人心服口服。其次，某些裁判理由空洞无力、缺乏针对性。判决理由应当针对双方当事人所提出的请求和理由予以答复。即哪些应予以支持、哪些应予以驳回，而这些支持和驳回的意见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说理的基础上。换言之，对于支持和驳回的理由必须讲出充足的道理。然而，因为判决书往往对当事人的说法虽然作出答复，但在答复的意见中不表述理由，有的判决甚至未对当事人的请求作出答复从而使判决不能以理服人。
第二，缺乏对证据的分析和判断。诉讼的关键是证据，证据的认定直接影响着事实的认定，因为所谓客观事实不过是由证据证明的事实，因此证据的分析和判断十分重要，应当在判决书中详细阐述。遗憾的是，许多判决书在证据的表述中都仅列举出证据，而缺乏具体的分析和论证，有的采取“一句话主义”，即“上述事实，有真实证据证明”或“上述事实，证据确凿”，[lxvii]从而使人难以知道为什么法官要认定某一证据而不认定另一证据、认定该证据的理由究竟是什么，从而也想以对法官基于该证据认定的事实的真实性表现相信。
第三，对法律适用的解释。法官准确地指出法律作出判决，是依法裁判的集中体现，为此，需要法官在判决书中正确指引法律条文，并对这些条文的含义尤其是对处理的案件的可适用性，应作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如果法律规定本身存在漏洞，则应依据有关解释法律的原则解释法律，填补漏洞。然而，目前许多判决书在援引法律条文方面十分简略，有的仅引证条文，但不对条文的含义及对案件的可适用性作出解释，有的干脆仅援引名称和条款，不写出法律的具体内容，从而经常造成法官所认定的事实与其援引的法律条文之间缺乏联系，甚至毫无关系，从而使人们难以知道法律是依据何种证据对案件作出裁判的。
第四，裁判缺乏逻辑分析和推理。一项公正的裁判应当是建立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即从证据的分析，事实的认定，援引的法律条文的含义，裁判结果相互之间具有逻辑的内在联系，法官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详尽的阐述此项逻辑联系。然而，许多判决书因缺乏必要的逻辑分析的推理，因此证据与事实的认定不能统一；认定的事实与援引的法条缺乏联系；事实、法律和裁判结果之间发生脱节，从而使人们难以十分相信裁判的公正和合理性。
由于民事、经济判决书中不详写理由，不仅导致裁判质量难以提高，而且导致了某些法官缺乏责任感和进取心，甚至因判决书中不必详写理由而为徇私枉法、贪赃枉法行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以这样说，判决书中不详写判案理由的问题，已经成为妨碍司法公正的一大障碍，而这个问题也到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且予以解决的时候了。
要求民事经济判决书详写理由，乃是司法公正的最直接的要求，司法的公正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在很大程度上应体现在裁判的实体公正上。那么实体公正表明在什么地方就要看判决理由论述是否充分。判决作为法院就解决案件的实体问题所作的确定，其对实体公平的形成和表现应集中体现在判决理由上。判决理由也可是公平的外在具体体现，西方有一句法律谚语，称为“不仅要实现正义，而且要让人们看到正义是如何实现的”。法律要给人以公平，则要证明公平在何处，法官要认定某人承担责任，就要讲出充足的道理，提出能使人信服的理由。彼德斯坦提出，“法律的诉讼性质要求必须有一方胜诉另一方败诉，义务是否被履行，契约是否被违反，财产是有还是无，被告是否犯了指控的犯罪行为，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答案。”[lxviii]如果判决中不谈理由，即使是该答案正确的，也难使人相信其合理性和公正性，甚至认为它是武断的，专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