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24－425页。
这一部分主要参考了1995年于意大利波伦那大学召开的第17届世界法哲学大会对卡尔·施米特的专题讨论论文。施米特作为自由主义宪政的批评者，其理论在西方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相关资料见大会论文集第六册《Challenge to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以上资料由徐国栋教授提供，谨致谢意。施米特对宪政的批评也可参见埃尔斯特、斯莱格斯塔德编《宪政与民主》（潘勤、谢鹏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9－135页。
此处特别讨论
宪法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在通行的宪政理论中，
宪法作为一切合法性的来源，作为判断普通法律合法性的“法律的法律”，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被赋予“自然法”的色彩，成为“自然法”的隐喻。参见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6年11月版。
在现代的政治哲学中，少数服从多数是一项基本的原则。但是如果继续深入考察这一原则的正当性根据，它实际上仍隐含着一种以力量对比来决定对错的意味。
我认为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就是对事实上的制宪权的一种很典型的理论解释。
西耶斯：《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3月版，第56－60页。
在这里我采用了关于法和国家起源的“暴力论”解释模型，而不采取在西方具有悠久学理渊源的“契约论”解释模型，乃是基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对于暴力的诉求这一事实。而且，这也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阐明的观点相一致。下文还将对社会契约论进行分析。
Cfr. Renato Cristi，Karl·Schmitt on Sovereignty and Constituent Power，《Challenge to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pp.94－103.
Ibid，p.98.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卡尔·施米特将统治者定义为“规定何者为紧急状态的人”
希特勒就是利用了魏玛
宪法第
48条的联邦总统的紧急状态权力，于1933年3月24日公布《克服国民及德国危险之法律》而取得独裁的地位。
Cfr. Heiner Bielefeidtid，Liberalism after fall，《Challenge to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pp.83－88 .
林毓生：《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3页以下。
法律之中宗教因素的淡化也是由于这一原因。这又使法律本身产生了“信仰危机”。参见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0年版，译者序。
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 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以下。
近代以来“市民社会”的诸种离心化现象，是一典型的“现代性”问题。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版。
参见刘军宁前引文第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