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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肯定性方面
尽管需要预防上述这些问题，面对可能是一种哲学的精神气质的东西，我们显然还必须赋予它更具肯定性的内涵。这种哲学气质经由关于我们自身的某种历史本体论，存在于对我们所言、所思和所为的批判之中。
1. 可以将这种哲学气质概括为一种“界限态度”（limit-attitude）。我们现在并不是在讨论一种拒弃的姿态。我们不得不摆脱外部一内部这一非此即彼的选择，不得不处身于边界。实际上，批判是由对界限的分析与反思组成的。然而，倘若康德的问题在于：认识到（savoir）什么界限是知识（connaissance）不得不宣布放弃越出（exceeding）的；那么在我看来，今天的关键问题则必须转回某种肯定性的问题：在那些被作为普遍、必然、义务而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里面，所有那些属于独特、偶然及专断约束的产物的东西，又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简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把以必然性界限形式展开的批判，转化为以某种可能性逾越（franchissement）形式出现的实践批判。
这又将导致一种显见的后果：批判不再是以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为目的的实践展开，而是深入某些事件的历史考察，这些事件曾经引导我们建构自身，并把自身作为我们所为、所思及所言的主体来加以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批判不是超越性的，其目标也不在于促成一种形而上学，而是具有谱系学的方案和考古学的方法。之所以说是这种批判是考古学而不是先验超越的，是因为它所致力的并不在于确定所有知识（connaissance）或所有可能的道德行动的普遍结构，而是在于将表达我们所思、所言及所为的话语实例作为如此繁多的历史事件来探讨；同时，之所以说这种批判是谱系学的，是因为它不再根据我们所是的形式推演出我们所不可能做、不可能知的东西，而将从使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那种偶然性（contingency）中，分离出某种可能性来。在这种可能性下，我们得以不再依我们所是、所为或所思去是、去行、去思。
这种批判将不再致力于促成某种最终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而将尽可能广泛地为不确定的对自由的追求提供新的促动力。
2. 然而，倘若我们不满足于关于自由的断言或空想，我认为这种历史一批判性的态度还必须具备实验性的特质。我的意思是说，这种针对我们自身界限所展开的工作，必须一方面开启一个新的历史追问领域，另一方面还要将自身交付现实（reality）、交付现时（l’actualité）进行检验，这两方面都得把握具备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那些关节点，确定确切的变化形式。这就是说，有关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必须摆脱所有声称具有普遍性或彻底性的计划。其实，我们根据经验便可以知道，所谓要摆脱现时的总体情况，以便制定出关于另一种社会、另一样思考方式。另一种文化或是另一类世界观的总体筹划，这种声言只能导致那些最危险的传统的复辟。
我宁愿选择某些具体特定的转化方式，在过去20年里。它们已证明在某些区域具备可行性，包括我们生存与思考的方式，与权威的关联，两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理解癫狂与病患的方式；我也宁愿选择那些源于历史分析与实践态度之间相互联系的部分性的转化，而不愿意接受那些最糟糕不过的政治制度已在整个20世纪一再重复了的塑造新人的筹划。
因此，我想把适于针对我们自身的批判本体论的这种哲学气质，概括为对那些我们有可能逾越的界限所进行的一种历史一实践性的检验，从而也是由我们自己对作为自由存在的自身所开展的工作。
3. 此外，以下异议无疑是完全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自己被这种始终是部分的、局部的追问或检验限制住，难道不会有被自己既无意识、又无控制的更具普遍性的结构所左右的危险？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点回应。我们的确不得不就此放弃，不再期望得到关于可能构成我们历史界限的东西的任何完整而确定的知识（connaissance）。根据这种观点，对于自己的界限以及逾越这些界限的可能性，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体验始终有它的外在界限与内在限定；所以说，我们总是会重新回到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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