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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工作都只能在无序和偶然的状态之中展开。我们正探讨的这项工作自有其一般性、系统性、同质性以及关键所在。
（1）它的关键。
这些关键问题体现在可称之为“能力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悖论”之中。我们知道，18世纪整体上或其一部分所给出的伟大承诺或希望，是以技术能力对物所发生的影响与个体相对于他人的自由同时协调增长为基础的。进而，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整个西方社会的历史中，获取能力与争夺自由构成了永恒的要素，这一点也许正是它们独特的历史命运的根源，这命运是如此的殊异，与其它社会相比，演变轨迹是如此的特别，又是那么的具有普遍和支配的地位。而现在，能力的增长与自主性的增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不象18世纪会认定的那么简单。不管我们谈论的是以经济为目标的生产，还是以社会调控为宗旨的制度，抑或是各种以便沟通的技术，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各式各样的技术传递了多种多样的权力关系，比如集体性或个体性的纪律，以国家的权力、社会或聚居区域的需求为名行使的规范化程序。因此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力的增长如何才能摆脱权力关系的强化？
（2）同质性。
这就将我们引向了对可称之为“实践系统”的领域的考察。我们在此所说的同质性，不是人们对于自身的呈现，也不是他们对其一无所知的决定他们的条件，而是他们行事的内容与方式。可以说，人们行事的技术性一面，在于他们组织自己行事方式的那些理性形式；而这些实践活动策略性的一面，则在于当他们在这些实践系统里行事时，可以相对自由地对他人所为作出反应，改变游戏的规则。具备了这些技术性因素与策略性因素，这一实践领域可以就此确保这些历史一批判性分析的同质性。
（3）系统性。
这些实践系统根源于三个广阔领域：对事物的控制的关系，对他人的行动的关系，以及对自己的关系。这并不是说这三个领域彼此之间毫无关联。众所周知，对事物的控制是以与他人的关系为中介的，而与他人的关系又总是会牵涉到与自己的关系，反之亦然。然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知识、权力与伦理这三个基轴各自的特殊性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换句话说，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不得不回答一系列开放性的问题，提出许许多多的追问。这些追问可以复杂多义，也可以具体限定，就看我们的选择。但是它们都会涉及到下述系统化的问题：我们如何被建构为自身知识的主体？我们如何被建构为行使权力关系或是屈从于权力关系的主体？我们又是如何被建构为自身行动的道德主体？
（4）普遍性。
最后一点，鉴于这些历史一批判性的深入考察始终瞄准某一具体的素材、时代或限定的实践与话语体系，所以说它们都是非常具体确定的。但是，至少就我们所来自的西方社会而言，这些考察所面临的下述问题自有其普遍性，因为它们不断地重复凸显于我们的时代，例如心智健全与精神错乱之间的关系，疾患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犯罪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以及性关系的角色，等等。
然而，我引出这种普遍性，并不是认为必须通过它跨越时间向度的超历史连续性，来追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也不认为必须探求它的各种变异。我们所必须把握的，是我们对所探讨的问题的了解程度，在它们之中行使的权力形式；而我们置身它们之中，通过某种特定的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它确定各种客体对象、行动规则以及与自己的关系的各种模式——所拥有的有关自身的经验，则只能建构出被限定的历史形象。问题化过程既非人类学意义上的常态，也不是编年史性质上的变异，所以我们得考察问题化（的各种模式）[(modes de) problématizations]，以便分析蕴含在它们的历史独特形式中的普遍意涵。
最后做一简结，回到康德。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达到成熟状态下的成年。有许多经验使我们相信，启蒙的历史事件并未使我们成为成熟的成年人，而我们至今也未曾达到这样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康德通过反思启蒙而构建的对现在与我们自身的批判性追问自有其意义。我认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康德的反思一直是种不失其重要性或有效性的哲学思维方式。我们当然不能将关于自身的批判本体论视为一种理论或教律，甚至也不能把它看作是一套不断积累中的永恒的知识体系，而是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哲学生活。在这种态度、精神气质或哲学生活之中，对我们所是之内涵的批判同时也成为关于强加给我们的界限的历史考察，成为逾越这些界限的可能性（de leur franchissement possible）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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