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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康德引出启蒙问题的方式可完全不一样了：它既非某人从属的某一世界时代，亦非可以从中体察各种标志的事件，也不是某种成就的开端。康德用一种几乎完全是否定性的方式来界定启蒙，视之为“Ausgang”，即“出口”，“出路”。在其他论述历史的文章中，康德偶尔也探讨某种历史进程的起源，或者确定这种进程内在的目的论。在专门讨论启蒙的文章里，他只探讨了有关现时性的问题，而并不想以某种整体性或终极目的为基础来理解现在。他所寻求的是某种差异：今天与昨天相比，引出了什么样的差异？
3. 我并不想在此深入探讨这篇文章的细节。不过，它虽然简短，却并非处处都很清晰。我只想点明三、四点自己认为重要的特色，以便理解康德是如何提出有关现在的哲学问题的。
康德开宗明义地指出，作为启蒙特征的“出路”是一个将我们从“不成熟”状态解放出来的过程。而他所说的“不成熟”，指的则是我们意志的特定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在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里，却接受了他人权威的引导。康德举了三个例子：当一本书代替了我们的知性，当一位牧师代替了我们的良心，当一位医生替我们规定了膳食，此时的我们就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在此顺便提一句：虽说文章本身并未明言，但我们还是很容易看出这三点批评的意味）。不管怎么说，规定了启蒙的，正是将意志、权威和对理性的运用这三者联系起来的既存关系的某种转变。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康德表述这一出路的方式是相当含混的。他把这出路概括为一种现象，一种进行之中的过程，但也将其表述为一项任务，一项义务。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人们应对自身的不成熟状态负责。如此我们不得不推定：人只有依靠自己改变自己，才能摆脱这种不成熟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康德认为这一启蒙有一条可选择的口号：现在这口号成了一种昭示标志，即某种人们可以据此相互识别的特性；它还是一条箴言，一条人们可以用来警示自己、建议他人的教导。那么，这教导又是什么？“Aude sapere”：“敢于认识”，“要有去知的勇气和决心”。因此，我们必须既把启蒙理解为一个人类集体参与的过程，又将其视作一项勇气鼓召之下由个人完成的行为。人既是该过程的构成要索，又充当着这同一个过程的行动者。他们参与了这一过程，所以是该过程中的行动者，而过程的发生又须以人们决定成为其自愿的行动者为前提。
康德的文章在这里出现了第三点疑难，即对“Menschheit”这个词的使用方式。众所周知，在康德的历史观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用语。我们是否应该这么理解：全体人类都卷入了启蒙过程？如果正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必须把启蒙看成是影响到地球上所有民族的政治及社会生存状态的一种历史变化。或者，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启蒙所带来的变化，使人类真正获得了人性？但这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这变化是什么？康德在此给出的回答又是相当的含糊。不管怎么说，这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明了，但内涵却相当复杂。
康德规定，人类要想逃脱自身的不成熟状态，必须具备两点基本前提，它们既是精神性的，又是制度性的，兼有伦理意涵和政治意涵。
第一点前提，是明确区分服从的领域与运用理性的领域。康德用为人熟知的表述，“不要想，只管服从命令”，简要地概括了不成熟状态的特征；在他看来，军事纪律、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中通常行使的就是这种思维形式。人类要达到成熟状态，并不是在它不再被要求服从之时，而是在被告知“服从，但尽可如你所愿地运用理性来思维”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此处原来使用的德文词是“räsonieren”，康德在三大《批判》中也用过它。这个词并不是指对理性的任意一种运用，而是专指一种运用理性的特定方式：除其自身，理性别无其他目的，即为了运用理性而运用理性。付清自己的税款，但同时能如其所愿地探讨纳税制度；或者，如果是位本堂牧师，尽自己教区的服务之责，而又能在宗教教义方面自由地运用理性。通过这些表面上似乎完全是琐碎小事的例子，康德力图告诉我们，它们正是达到成熟状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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