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可能会想，这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良知的自由自16世纪以来一直就有这样的意涵：一个人只要服从他必须服从的，就应享有如其所愿思考的权利。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康德以某种相当令人吃惊的方式，引出了另一种区分，即理性的私下运用与公开运用，不过他随即又补充道，理性就其公开的运用而言必须是自由的，而其私下运用则应是顺从的。就其字面意思来讲，这和通常所谓的良知的自由正好相反。
但我们多少必须把问题搞得更精确些。对康德来说，是什么构成了对理性的私下运用？又是在哪一个领域里私下运用理性？康德认为，当人成了“机器上的一颗齿轮”时，他对理性的运用就是私下的运用。这也就是说，当他在社会中扮演某种角色，或是从事某项工作，比如作为士兵、纳税人、本堂神甫或社会公仆时，他都是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环节；他由此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被限定的位置上，不得不采用特定的规则，寻求特定的目的。康德这么说，并不是在要求人们一味盲从，而是要求他们在运用自己的理性时，要适应这些被规定的情况；也就是说，理性必须从属于所考虑的具体目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理性不可能有任何自由的运用。
另一方面，当某人只是为了运用自己的理性而运用理性，当他是作为一个具有运用理性的能力的生命存在（而不是机器上的一颗齿轮），作为具有运用理性能力的人类中的一员，这时，理性的运用就必然应该是自由和公开的。因此，启蒙并不仅仅是个人认识到属于自己的思想自由获得保障的过程。当对理性普遍、自由、公开的运用彼此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启蒙才会出现。
这样我们自然就必须对康德的文章提出第四个问题。我们略加思索便可发现，对理性的普遍运用（摆脱任何私人的目的）是作为个体的主体自身的事情；同样，我们也能很容易地看到，这种运用方式的自由是如何可以不受到任何质疑，便可以一种纯粹否定的方式得到保证。但对那种理性的公开运用又是如何得到保证的呢？正如我们所见，启蒙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影响到全体人类的总体过程，也不应该仅仅被视作为个人规定的某种义务，它现在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出现的了。不管是什么情况，问题的关键都在于要搞清楚，在个人都尽可能谨慎地服从的情况下，对理性的运用又是如何能够采取它所要求的公开形式，求知的决心又是如何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得到贯彻？康德在结尾处以几乎完全不加掩饰的措辞，向腓德烈大帝提出了契约一般的建议，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由理性与理性专制之约（the contract of rational despotism with free reason）：对自主理性公开而自由的运用，将成为服从的最佳保障。当然，这还得加上一项条件：那些必须得到服从的政治原则，本身必须符合普遍理性。
至此，我们对康德文章的讨论告一段落。我丝毫无意于认为这篇文章充分表述了启蒙；而且我想，也没有哪一位历史学家会认为，它对18世纪末期社会、政治与文化转型的分析足以令人满意。
话虽如此，尽管这篇文章自有它的具体背景，而我也并不想过份抬高它在康德著作整体中的地位，但我相信仍有必要强调这篇短文与三大《批判》之间的关联。实际上，康德是把启蒙描述为一个历史转折点（moment），在这一点上，人类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服于任何权威；现在，恰恰是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们需要批判，因为批判的任务正在于确定正当运用理性的前提条件，从而确定我们可以知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又可能希望什么。正是对理性的不正当运用，加上幻觉，才引发了教条主义和他律（heteronomy）；而只有在明确限定正当运用理性的原则之后，才能确保理性的自律（autonomy）。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记载了理性在启蒙中逐步成熟起来的轨迹；而反过来说，启蒙又是一个批判的时代。
我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必要强调康德这篇文章与他对历史的其他论述之间的关联。后面这些文章在相当程度上可说是致力于确定时间的内在合目的性以及人类历史趋向的终点。这样，对启蒙的分析就将这种历史界定为人类向自身的成熟状态的行进，根据总体运动及其根本方向来定位现时性。不过，这种分析同时也揭示出，每一个置身这一特定的历史转折点的个体，是如何都以某种特定方式承担着这一总体过程的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