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证据优势的证明标准，如果用盖然性来描述，就是（50+x）%,其中50›x›0，x 的数值应当是多少呢？首先，它不可能是50，否则，原告要达到100%，即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这在民事诉讼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必然导致司法不能有效保护原告合法权利，导致民事审判功能萎缩，不能有效调控社会经济生活。其次，它也不能是0或1这样极小的值，否则，民事判决的正确盖然性仅仅为50%或者51%，错误概率太高，必然造成司法权威的极大降低，同时，势必激化社会矛盾，违背司法权化解社会矛盾的宗旨。在原告只有极微弱的证据优势的情况下，就启动国家公权力进行司法救济，必然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最关键的一点是，对原告的保护过强，势必导致滥诉，造成国家司法权无力应付，从而走向崩溃。
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期，司法资源总是相对稀缺的，民事权利都只能以私力保护（主要是权利主体的自我保护）为基础，以国家公权力（司法权）的救济为补充，不能过分依赖公权力（司法权）的救济，否则，公权力（司法权）将不堪重负。因而，证明标准的设置，证明责任的分配，首先必须强调权利主体要认真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利，在合法权利可能遭到侵犯时，必须充分准备好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足够证据，以便在寻求司法救济时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而不能依赖对方负证明责任，或者
民事诉讼法中设置较低的证明标准。如果说民事诉讼中100%，即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高的可望而不可及的话，51%的证明标准也低的太离谱。笔者认为，一般民事案件中，判决原告胜诉的证明标准至少要达到70%的盖然性。在数额巨大的民事案件中，证明标准应当更高，甚至应当接近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因为，对于数额巨大的民事权利，权利主体应当尽更大的保护义务，防止其受到侵犯；同时，应当准备好非常充分的证据手段，以便在在寻求司法救济时提供非常充分的证据。
学生认为，民事诉讼中，“在不同的案件中，有的可能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有的可能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还有的可能由原被告双方都得承担证明责任。”13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造成证明责任问题理论上非常复杂而又不完善，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以足球赛为例。如果混淆了取胜责任与进球责任，就会变得非常复杂。例如，一场足球赛中，规定甲队有取胜责任，甲队净胜球则获胜，十分简明。如果混淆了取胜责任与进球责任，甲队进一球，乙队则有取胜责任，乙队进一球，双方都有取胜责任，乙队再进一球，甲队又有取胜责任。这样以来，不仅非常复杂，而且几乎毫无意义。上述证明责任分担的观点，与这个例子相似。随着双方举证的进展，“证明责任”来回踢皮球。由于司法实践中，双方举证的具体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上述观点无法作出适当的概括，因此，理论上没有多少明确、具体的内容，实践中也难以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