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明文规定，但不宜作为法定配偶权的内容主要有：请求忠实的权利。
修改后的《
婚姻法》明文规定了“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从法理上讲，“应当”这一立法语言表明了法律设定一项义务。正因为如此，夫妻间的“忠实义务”遂成为一个流行概念，请求忠实的权利也似乎成为一项法定权利。但是很多人对此持反对意见。笔者也认为，虽然“应当”表明一种义务，但忠实义务不宜法定。因为一旦在法律上规定某项义务，相应地，也要规定违反该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一是强制履行义务，一是补偿性或惩罚性的责任。强制履行必须具有实际的可执行性，否则义务的规定无疑等于一纸空文。
事实上，忠实义务不具有实际的可执行性，无法强制履行。因为若要强制，就需要公权力的介入，而婚姻家庭属于私人空间，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实际操作上，都是不可行的。尤其是忠实义务的实质内容——性忠实，不可能为了保证一方配偶做到性的忠实，而限制甚至剥夺他（她）的人身自由，使其只能呆在家中或其他特定地方而不能和其他异性相处。
既然强制履行义务这种法律责任不可行，于是有人提出，根据《
民法通则》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违反忠诚义务的民事责任可以是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乃至精神损害赔偿。初看好像很有道理，但仔细想想发觉不妥。比如，要求法院判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本来就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且这涉及个人隐私问题，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影响”，有多大的“影响”，看来还是个问题。而“恢复名誉”就更莫名其妙了。——恢复谁的名誉？显然不是要恢复不忠实一方的名誉，那么就是恢复遵守忠实义务的一方的名誉了。可是这很荒唐，难道说一方配偶的不忠实反而贬损了其配偶的名誉？而“赔礼道歉”这种不痛不痒的责任方式则很难解决不忠实的问题。只有精神损害赔偿这一项，在《
婚姻法》中有规定，但那必须是在导致离婚的情形下提出。
处以民事责任不可行，处以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于法无据。因为，我国《
行政处罚法》实行处罚法定原则，对配偶不忠实的行为不属于被处罚行为。我国《
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没有所谓的“通奸罪”或“对配偶不忠实罪”。
强制履行忠实义务不可能，法律责任的配置也不可行，因此，“忠实义务”不宜法定。北京大学
婚姻法专家马忆南教授认为：“夫妻忠实”条款不可诉。新
婚姻法第
4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是一个宣言性的条款，这是新
婚姻法的
宪法类条款，它本身是不可诉的，这一点专业人士都知道。不能单独以这条规定提起诉讼告妻子或丈夫对自己不忠实，但可以与有关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条款一起援引提起离婚诉讼。[17]另外，这还涉及到性的自由权的问题。性的自由权属于性权利，我国还没有关于性权利的法律。但是从法理上讲，性权利是专属于个人的，它并不因缔结婚姻而受到他人限制。“忠实义务”最重要的一点，即要求保持性的忠实，这其实是对配偶的性权利的一种限制。当然，性权利存在滥用的问题。如果滥用性权利导致犯罪，有
刑法处理；或者受行政处罚。而如果滥用性权利进行通奸，目前我国的法律没有明文禁止，这只有寻求利用道德机制来调整这个问题。
在夫妻相互忠实的问题上，只有靠夫妻双方自己去处理。夫妻可以明确约定：要求配偶互相忠实，一旦发现婚外恋、通奸甚至与他人同居，则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或者作为离婚的理由。
（三）没有明文规定且不宜依从学理或习惯，而宜协商约定的配偶权的内容主要有：日常事务代理权、请求共同料理家务的权利、请求同居的权利、请求进行性生活的权利。
1、日常事务代理权。即夫妻任何一方在购物、保健、衣食、娱乐、医疗、接受馈赠、雇工等夫妻共同生活的日常事务中，与第三人发生对外活动时，享有代理对方行使权利的权利。[18]这种夫妻之间的日常事务代理权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也为学理所接受，被视为法定代理的一种情形。例如徐国栋教授在教材中写到：“所谓的家庭代理，指夫妻于家庭生活中的日常性法律行为，相互有代理权。”[19]但事实上，无论是《
民法通则》中关于代理的规定，还是《
婚姻法》中关于夫妻权利义务的规定，都没有明文规定所谓的夫妻间日常事务代理权。既然找不到法律根据，何来“法定代理权”之说呢？这只是由于通常的习惯而被大家普遍接受而已。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日常生活的情形也渐趋复杂，如果夫妻间相互享有一种当然的代理权，将会越来越多的造成一些纠纷。而一概按照法定代理来处理，也许有失公平。所以，在当今时代，最好倡导夫妻就一些虽属日常生活但关系重大、所涉财物较多的事务的代理权实行委托代理，做到明确约定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