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警察圈套虽然也采用诱陷教唆的方式，但是它与陷害教唆有着显著的区别：1.主体条件不一：陷害教唆可以由任何人实施，是一般主体；警察圈套的设计者只能是特定主体，即只能是警察或其他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2.主观条件迥异：陷害教唆者是为了陷害他人而实施教唆行为；而侦查人员实施教唆行为是为了侦破重大、疑难案件，不具有陷害他人的主观恶性，也不追求所教唆之罪危害结果的发生。3.对被教唆人的要求不同：警察圈套必须是教唆了原本无犯意的人实施犯罪方可成立；而陷害教唆的被教唆者原本有无犯意或者有无前科均在所不问。4.有无经过法定的批准程序不同：警察圈套是一种侦查行为，一般需要经过法定的批准程序；陷害教唆是一种犯罪行为，不可能因为其他人的同意而免责。所以，对于陷害教唆与警察圈套应当严格区分、区别对待，对于陷害教唆以入罪处理为宜，而对于警察圈套的教唆者（即侦查人员）不宜一律以犯罪论处。但是由于警察圈套本身具有侵害“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嫌疑，故而应当严格限定警察圈套的适用对象、主体范围、批准程序等等，并应当尽可能避免使用，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对于警察圈套的设计者免于刑事处罚的条件也应当从严把握，相比较而言，笔者更赞同英国的做法。
【参考文献】[1][25] 黄仲夫.
刑法精义[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190. [2][16] 张灏.中国
刑法理论及实用[M].台湾：三民书局印行，228，转引自魏东.教唆犯理论研究述评[A].
刑法问题与争鸣（第3辑）[C].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3] 林山田.
刑法通论（下）[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111. [4] 张明楷.外国刑法学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314. [5][20] 贾宇.教唆犯理论的初步比较研究[J].河北法学，1991，（2）. [6] 魏东：教唆犯理论研究述评[A].
刑法问题与争鸣（第3辑）[C].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77. [7] 苏惠渔.刑法学（修订本）[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71. [8][10] 蔡墩铭.
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298. [9] 通说认为教唆犯成立的条件有二：一是客观方面必须具有引起他人产生犯罪决意的教唆行为；二是主观方面必须具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见前引苏惠渔书，第236—237页。 [11] 在教唆犯理论上，有学者认为教唆犯的处罚根据是教唆者使被教唆者堕落。见前引张明楷书，第314页。 [12] 张明楷.刑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44. [13] 这方面的争论，详见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4] 林文肯.关于教唆犯的几个问题[J].法学季刊，1987，（3）. [15][17][19] 李富友.陷害教唆与警察圈套[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4）. [18] 张晓辉：论教唆犯[A].全国刑法硕士论文荟萃（1981届—1988届）[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377—381. [21][23][24] 吴丹红、孙孝福.论诱惑侦查[J].法商研究，2001，（4）. [22] 游伟、谢锡美.论犯罪特情侦查及其制度设计[J].政治与法律，2001，（5）. [26] 参见李义冠.美国刑事审判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8. [27] 储槐植.美国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