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上推测大致成立，那么，这里涉及的规则主要就是《
行政诉讼法》的第
25条第2款，即“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其中，“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法律概念。因为，就
行政诉讼法的具体实施过程而言，对于像北京大学和其学位评定委员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只有在直觉地意识到它们可能在某些情境中成为行政法意义上之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情况下，法官才会试图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寻找那些可能的情境，才会进而认定它们的某些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14]也许，1997年那时候的法官并没有直觉地意识到北京大学和其学位评定委员会可能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者稍为尖刻地假设，法官根本没有了解“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一概念的意义。于是，就出现了“尚无此法律规定”的答复，潜在地构成对上述条款的狭义解释。而两年之后的法官选择了另一种明显拓宽了的解释：
……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进行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其在教育活动中的管理行为是单方面作出的，无须受教育者的同意。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
二十八条、第
二十九条的规定，学校作为教育者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的权利，同时还有义务保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并依法接受监督。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
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北京大学作为国家批准成立的高等院校，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负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的权力，北京大学在依法行使这一法律授权时，其作出的单方面的管理行为，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15]
……北京大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
九条的规定，设立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
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行使对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权，这一权力专由该学位评定委员会享有，故该学位评定委员会是法律授权的组织，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
二十五条第四项规定，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主体资格。北京大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
十一条的规定，只有在校学位委员会作出授予博士学位决定后，才能发给学位获得者相应的学位证书。校学位委员会作出的是否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将直接影响到刘燕文能否获得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故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应当确定为本案的适格被告。[16]
为什么法官在1999年12月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原因较为复杂。也许，最为直接的一个原因是：在刘燕文案之前，同一法院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1999年2月14日判决）中采取了相同的解释策略。[17]虽然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实行真正的判例制度，但是，上级法院或“兄弟”法院的判例在司法实践中实际上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参考价值，更何况同一法院？而且，人们可能认为从保障法律的一致性、稳定性、可预期性等价值出发法官应当遵循先例，其实，法官对先例的遵循不仅仅来自于法律价值的要求和民众的需求等外在约束，也同样来自于法官维护自身尊严的内在约束。“重诺守信”是一个人赢得尊严所应具有的美德，先例何尝不是一种过去的承诺，遵循先例又何尝不是一种信义？然而，对田永案解释策略的沿袭并没有使问题得到解决。为什么法官在田永案中采取了不同于1997年对待刘燕文的策略？这难道不是对某种意义上的先例的违背吗？对这一追问可能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予以回答。一方面涉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之语义和意义，另一方面涉及法官对现实生活所涌现出来的、急于敲开司法救济大门的利益之回应。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一个非常模糊和不确定的法律术语，《
行政诉讼法》本身并没有对这一概念予以明确的界定。行政法学界一般将其诠释为，除行政机关以外的另一类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行政职能并独立承担由此产生之法律后果的行政主体。这类组织的特性包括：不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系列；行使特定的行政职权；该行政职权是由具体法律、法规授予的。[18]仅就这一术语的字面涵义以及现有的学理阐释而言，其最大的致命缺憾在于，一些法律、法规在授予特定组织以权利时，并未明确权利的属性是公共行政权力还是私权利。[19]于是，所有解读此概念的人尤其是准备以此概念作为其司法推理之前提的法官，都必须面对和解决潜在的哪些权利是公共行政管理权力问题。然而，对权利或职能属性进行判断所需要的标准之确定是非常困难的。换言之，随着许多非政府组织替代国家行政机关或与之共同对社会某些公共领域进行管理，为了明确公法和私法的适用范围而需要进行的公权与私权之界分，难以在一个抽象笼统的层面上完成，而应结合个别化的情境予以自由裁量。[20]英国学者彼得·凯恩（Peter Cane）对此的观点是：“最终，一种职能是否公共职能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不可能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得到解答。只要细想一下，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是如何让保健、住房、教育以及其他像电力、交通等‘必不可少’之服务受制于不同程度的公有制和国家控制的，就可以意识到这一点。本世纪80年代，许多西方国家经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界限的重大移位。”[21]由是观之，法官在解决权利属性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局限于由法律规则和先例等构成的法律自治体系，而必须对社会发展之现实作出适度的回应。[22]
那么，当今中国大陆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促使法官直觉地意识到“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一法律术语的适用，并把颁发毕业证和决定授予学位解释为行政权力的行使，从而最终使得田永和刘燕文们获得了寻求司法救济的机会？在刘燕文案的两份判决书中，我们无迹可寻，却似乎可以在田永案的判决书里觅出些许端倪：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
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23]
尽管判决论理仍显粗糙，从略微混乱的逻辑关系中似乎难以找到我们所需要的答案，但现实中学校与学生在某些情境中不平等的管理关系、民事诉讼被认为并非解决由此管理关系而引发之争议的适当途径、学生合法权益遭受影响、社会矛盾得不到适时和适当的解决等等，都想必是法官曾经考虑与权衡的因素。再尽我们的目力放眼当代社会，进一步猜测（简略的判决难以证明），教育对于个体存在之人的发展前景的重要性、毕业证与学位证在一个日益“证书化”社会中的意义、学生相对于学校的传统弱势地位、合法权益保障需求的高涨等等，都可能会对身处这个社会之中的法官在处理个案时产生程度不同的、明显或潜在的影响。另外，最具直接影响力的因素是在海淀区法院受理田永案和刘燕文案之前，国内其它地区的法院已有将学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先例。[24]分析至此，在因法官心理路程若隐若现于当前粗略的判决致使我们的确信与猜测并存的前提下，我们至少可以获得这样一个结论：法官并非只是简单地在运用逻辑。
不过，必须予以强调指出，之所以本文从上述两个方面展开，目的在于揭示法官是通过对现有法律规则内涵之弹性概念——“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进行诠释，借此把其对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发展现实的明锐感觉以及由此生发的公平正义观念内化于逻辑形式之中，以适应社会变迁之需要。要维持法律的生命力，经验与逻辑同样不可或缺；而在形式上稳定一致的表象之下推动制度变革因素的内在滋长，是二者的最佳结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