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刑事案件的发案率、案件种类、破案率及犯罪分子的制裁情况。刑事犯罪行为是对法律秩序的蔑视和挑战，刑事案件的下降及犯罪分子的被制裁表明法律有实效、实效好或比较好。反之则实效不好，甚至没有实效。
　　⒊ 各类合同的履约率与违约率，各种民事或经济纠纷的发案率及结案率，行政诉讼的立案数及其审结情况。这里的一些数量指标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案件的增加可能表明违法或违约数量的增加，说明法律实效不好，另一方面，案件的增加又表明人们通过法律解决争端意识和能力的加强，说明法律有实效或实效较好。因此，对有关这一标准的统计数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⒋ 普通公民和国家公职人员对法律的了解程度，他们的法律意识及法治观念的提高或提高的程度。人们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及法治观念的提高，既是法律实施的条件，也是法律实施和法治建设的结果。
　　⒌ 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实施情况进行可比性研究。在进行这种研究时要注意：“这种比较，即使统计数或可观察到的事实相当精确，也往往仅有相对意义，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特别是不同国家之间，在实行法律方面的背景是不同的。”[13]
　　⒍ 社会大众对社会生活中安全、秩序、自由、公正、公共福利等法的价值的切身感受。一般而言，安全、秩序、自由、公正、公共福利是人们通过法律所追求的价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这些价值的实际感受水平和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法律的实效和效果。如果人们的安全感增强，社会更有秩序，或人们享受到更大程度的自由，感受到更大程度的社会公正，法律实效和法律效果就是比较好的；反之，法律实效和法律效果就可能不太好。当然，上述价值之间也可能会发生矛盾，比如，安全感增强的同时，人们享受到的自由减少了，反之亦然。但是，人们仍然可以从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感受到法律的实效和效果。
　　⒎ 法律的社会功能和社会目的是否有效实现及其程度。其中包括：对国家和社会利益、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合法利益的维护及维护程度；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的改变；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事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等。
　　⒏ 有关法律活动的成本与收益的比率。这是指在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方面人员、时间、装备、金钱等的投入与人们从该项法律中所得到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收益之比。这种比较有时是困难的、复杂的，有些因素甚至是很难进行比较的。但是这种比较仍然是有意义的。效率不仅对经济建设是重要的，对法治建设也同样有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增加法律决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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