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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义高于法
下层民众的畏法避法虽极为普遍，但他们一旦无法避免与法关连，特别是面对法与义的尖锐冲突之时，只要义的一面足够重要，他们往往就会不惜违法取义，为义赴法。
武松想依靠官府依靠法律为兄长申冤雪恨的目的达不到，即义无反顾，私自复仇，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他深知自己的行为是犯死罪，但为了兄弟大义，甘愿赴死。与武松相比，杨雄、石秀杀裴如海和潘巧云，则显得过于感情用事。以今日观念而言，裴、潘之偷情，只是道德问题，按当时法律虽为犯罪，男女皆应受惩处，但并非大罪，更不应被处死。⑥ 但石秀既为雪义兄之耻辱，又为表自己之清白，先自己杀了海和尚并一头陀，后又设计让杨雄剐了潘巧云，连婢女迎儿也遭其毒手。石、杨二人深知这样的作为与法不容，但为了兄弟之义和丈夫气慨又不得不如此，所以他们杀人之后迅即逃向梁山泊。[18]
鲁达拳打镇关西是路见不平拔拳惩恶，[19] 事先可能并不想打死他，但行凶打人也是违法行为。所以，鲁达为素不相识的金老父女俩去打人，也是为义而违法。而鲁达打出人命，逃到雁门县时，又得金老父女救助，终于隐慝进五台山当和尚。[20]藏慝杀人罪犯同样是犯罪行为，金老父女同样也是犯法取义。
何涛追捕黄泥冈打劫生辰纲的一伙盗贼，根据白胜的口供追到郓城县。正巧当案押司宋江接下文书。宋江设酒席稳住何涛，自己悄悄飞马给晁盖送信，致使晁盖一伙逃往梁山泊，何涛的追捕归于失败。[21] 宋江冒死犯法救晁盖之命，只是为了朋友之谊、兄弟之义。在宋江眼里，义远重于法、远高于法，所以，他可以为义而违法犯法。正是因为宋江为义而违法犯法，他才受到众江湖好汉的钦敬，后来终于成为梁山泊众英雄的领袖。而且，又是因为宋江重义，一定要为梁山泊众弟兄谋取光宗耀祖的功名，所以，他将“义”纳入“忠”的规范，谋划招安，终于投降朝廷，使梁山泊事业归于毁灭。
3、利重于法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面对重大的物质利益，下层民众有时会考虑德和义的规范（如重义轻财，仗义疏财），却往往会不顾法的禁限。在民众的心目之中，物质利益只要具有足够的份量，就重于法，就可以违法取利，为利犯法。
劫夺生辰纲[22] 这样的大抢劫案，无论古今中外，案犯都应被处以重刑。其主谋者、为首者则难免被处死。从《水浒传》第十三回、第十四回的具体描述看，不论是晁盖这位为首者，刘唐、公孙胜、吴用等出谋者、谋划者，还是阮氏兄弟等协从者，都既知是犯王法的大罪，又不肯错过机会，丢开这套大富贵。不论他们有多少理由，认为生辰纲是梁中书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蔡京无权占取享用，但七星聚义谋划抢劫的目的，并不是劫富济贫，并不是要以生辰纲巨款去赈济贫困中的百姓，而是他们小集团占有，私自分赃。所以，尽管生辰纲来之不义，劫取生辰纲也并非义举。晁盖等人这一作为的实质正是为利而犯法。在他们的心目之中，大利重于王法。
为利而违法犯罪杀人越货的例子，《水浒传》中很多。典型的还有张青、孙二娘夫妇于孟州道十字坡开店，不仅杀人劫财，而且用人肉馒头赚钱。[23] 在这一流的好汉的心目之中，为了利（还有义）不仅没有什么法可言，而且也没有了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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