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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私自为兄报仇，周密谋划，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押王婆到阳谷县衙门自首。知县“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便与手下吏员商议：“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人们招状，从新做过，改作：‘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伏，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至斗杀身死。’”私自复仇，故意杀人，被改写成激情杀人和斗杀人命，死罪改成了流罪。按《宋刑统·断狱律》有关规定，阳谷县知县这一行为明显是“故出人罪”的犯罪行为。对此，其上司东平府尹陈文昭心中很明白。因为陈“是个聪察的官”，而且“已知这件事了”。但他看了阳谷县的申文之后，不仅不加指斥，而且按照阳谷县申文的路子，重新一一审录了口供，还“把这招稿卷宗去改得轻了”，才“申去省院详审议罪”。并且，他又“使个心腹人，赍了一封紧要密书，星夜投京师来替他干办。那刑部有和陈文昭好的，把这件事直禀过了省院官”，终于使本该被判处死刑的武松只被判处“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陈文昭对武松如此用心袒护，只是哀怜他为兄报仇，“是个仗义的烈汉”。[7]
中国古代有过任由个人私自复仇杀人的时代，即《曲礼》所谓“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汉代仍允许个人复仇③。三国时期，对于个人复仇作了一定的限制④。北周朝开始全面禁止复仇⑤。此后，个人私自复仇杀人被视为非法成为定制，出于个人复仇的杀人害命一律被视为谋杀。但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为亲友复仇又一直被看作是义举，所以，在民间有不惜以身赴法而为亲友复仇的义士，在执法阶层中，也有处处袒护复仇者从而为义卖法的执法者。
2、 权法混杂：以法弄权，恃权枉法
中国古代法的本质特征是维护上层统治者的权益。执法阶层的工作职责也就是依法维护上层统治者的权益。作为上层统治者权益的具体维护者，执法者手中握有种种权力。这种种权力既是法所赋予，又可独立于法之外，所以，中层执法者既可以以法弄权，也可以恃权枉法。
以法弄权指以执法为名逞弄手中的权力，甚至滥用手中的权力。梁中书为蔡京祝寿的“生辰纲”被劫之后，谢都管和两个虞侯商量，说是押运官杨志与盗贼共谋，劫夺金宝，准备回北京去“报与本官知道，教动文书，申复太师得知，着落济州府，追获这伙强人”。[8] 几个委委琐琐的小人，弄起权来如此熟稔老辣，正因为他们既深知法律对上层统治者权益的保护作用，又具有以法弄权、打击陷害他人的意识。
梁中书接到报案后，立即发文到济州，又写家信向蔡太师报告。蔡京“随即押了一纸公文，着一个府干，亲自赍了，星夜望济州来，着落府尹，立等捉拿这伙贼人，便要回报。”济州府面对虞侯的状子、大名府的札付、蔡太师的紧急公文和十日内捉到杨志等盗贼的限期，就无情地逼迫三都缉捕使臣何涛，限他十日内一定捉到盗贼，不然，“先把你这厮迭配远恶军州，雁飞不到去处！”并且叫文笔匠在这位倒楣的何侦探脸上刺下“迭配……州”的字样，只待再刺上具体州名。[9] 这一连串的上层统治者弄权，都在谢都管等人的预料之中，也正是谢都管们弄权的必然延续，而最后，又必然是何涛丧心病狂地侦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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