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中，所谓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对立既非是事实与价值的对立[31]，也与《经济与社会》第一部分中讨论经济行动中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32]不同，更准确地说，是逻辑系统化与价值系统化的对立。而在这两种系统化对立的背后，隐藏了法律形式化与伦理理性化之间复杂的历史关联与理论纠葛。
韦伯主要从神圣法（sacred law）理性化的角度来考察法律的实质理性化问题。[33]韦伯指出，神圣法理性化的条件，首先就是相应宗教的伦理原则要摆脱巫术性质或仪式主义性质的形式主义。[34]在这方面，基督教的教会法较之其它文化中的神圣法，占据相对特殊的位置，因为它在许多方面都要远为理性，特别是在形式方面十分发达。[35]除了斯多亚学派的“自然法”学说、罗马法的法律技术和教会理性的科层等级制之外，在教会法的理性化过程中，韦伯没有直接提到的基督教自身的理性图景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36]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中论述的“教皇革命”，尽管不免有些偏颇和夸大，但仍然有力地证明了：在精神界与世俗界之间更强有力的张力关系下推动伦理理性化的努力，在这一背景下理性的教会法对抗各种地方习惯法的斗争，“产生了西方的法律传统”。[37]宗教改革之后，神圣法对于推动世俗法的理性化，发挥了更为明显的作用。尽管早期路德宗对人创造作为永久法的人法的权力这一点抱有怀疑态度[38]，但在所谓“第二次宗教改革运动”中，伴随着加尔文教派等新教教派的信条化（confessionalization）[39]，新教教派日益强调按照更加理性的世界秩序图景来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他们想要的不是自由和宽容，而是独立与支配”。在这一观念下，对法律的理性化首当其冲。这一点，突出体现新教教派，特别是加尔文宗和清教诸派的反抗理论，对后世
宪法理论与“高级法”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40]因此，法律的实质理性化，在很大程度上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的命题有很大的相似性，即除魔的世界秩序图景，是如何通过伦理理性化的动力学，来建构一套发达的形式技术。[41]
不过，韦伯更关心的是形式理性本身的发展。受德国的罗马法编纂学派（Pandectist）的法理学及此后的概念法学（Begriffsjurisprudenz）的影响，韦伯强调法律是一种由系统性的规则支配的无缺陷的体系，将这一点视为真正的形式理性的标准。[42]从这种概念法学的视角来看，法律“正象自动贩卖机，从上面投入事实，在其中适用预先决定的所谓法律规定，然后从下面自动出来结论”。[43]这一形式理性的“技术装置”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前提是法律能够与伦理等实质理性分离，构成“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法律秩序。换句话说，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与韦伯在支配社会学中采取的一般立场是一致的，就是不得不割断伦理理性化与社会秩序理性化之间的直接关联，从而保证价值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