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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韦伯笔下，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要比这种纯粹类型的构建复杂得多。因为，如果考虑自然法对实定法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实质理性化是形式理性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前提，而且即使实定法实现了相当高程度的形式理性化后，实质理性化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背影。在韦伯看来，作为形式理性法核心的抽象的法理制度结构，正是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自然法不仅是实定法的规范标准，更重要的是，自然法构成了实定法在发生学意义的动力。 “在形式上，自然法学说强化了迈向逻辑上抽象的法律的趋势，特别增强了法律思维方式中逻辑的力量”。[44]与许多非理性的公理相比，只有自然法公理中的法律理性主义，可以创造形式性质的规则。[45]因此，作为“价值理性合法性的最纯粹类型”[46]的自然法，也就成了具有最高形式理性的实定法的前提。[47]韦伯的这一观点，对于理解他的整个社会理论的重要意义，我们不久就会看到。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中，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之分，实质上是解决价值理性与目标理性在现代社会相互冲突的一种方式。韦伯希望通过法律的形式理性化（这种形式理性化吸收了作为最高程度的价值理性的代表，自然法的规范标准），借助目标理性来为价值理性留出自由的空间。不过，在实定法的时代，形式理性法律与各种实质理性之间的冲突，仍然再现了我们在前面所探讨的韦伯整个社会理论的一个困境，即一旦脱离了发生学的问题，涉及到理性化的持续发展时，社会秩序理性化与自由的伦理理性化就分裂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而一个自由主义者不得不面对“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而就法律社会学而言，这一艰难的选择与德国“法治国”学说中的两种不同倾向密切相关。
（3）“法治国”的二难抉择
克隆曼敏锐地指出，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的核心是从法是如何被管理（administration）的这一问题入手的，正是这一问题将韦伯的思路与法学的思路区分开来。[48]但究竟韦伯法律社会学分析的核心概念，如理性，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与法律的管理问题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却很少有学者论及。
当然，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韦伯的这些思想与德国的“法治国”（Rechtsstatt）的观念有关，不过仍然语焉不详，缺乏实质性的分析。[49]借助下文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韦伯有关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的二元对立，与“法治国”学说发展的历史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而且正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发现，韦伯对法律理性化的分析是他的支配社会学理论的关键环节。[50]
“法治国”这个词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51]从一开始，这一概念就具有非常明显的调和性。一方面出于扩充军备、增强国家实力的考虑，另一方面受到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西欧启蒙思想的影响，普鲁士等德意志地区试图摆脱治安国（Polizeisstaat）的传统。[52]而“法治国”作为取代治安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则试图在强调新的自由的同时，保留原有的权威，特别是国家结构方面的传统主义特征。尽管随着市民阶层力量的上升和自由主义观念的日益广泛的影响，在18世纪30年代以后，“法治国”越来越成为自由派的思想武器，但它与英美经典自由主义的许多观念有很大距离。在绝大多数使用这一概念的学者那里，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并不是将其视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更不用说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形式，而不如说是“一种看待旧的国家的新方式”。借助这种观念，传统的政治权威的正当性，有意识地建立在“个体公民的自由”和“人民的自由”基础上。自由派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排除绝对主义国家中的恣意因素，因此，在他们看来，“法治国”就是“理性国”（state of reason）。[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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